为何要保护古城
建设是需要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的城市建设规划简单，只追求造楼速度，那么代价无疑将是城市风光、特色、人情味以及舒适度的全面丧失。
城市，是人们居住的场所。由于城市的自然环境、历史因循、人文特征和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风格。中国有1.88多万个城市，其中2000多个是历史古城，都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比如上海周边，这样的古城就有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等，特色各异。古城按照功能来分，有都城（如北京、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等）；有王城，演变成现在各大省会城市；还有州城、府城、县城等。这些城市都是按规划和制度建设的，这种规划从周代开始，到汉朝时形成了完整的制度。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建河西四郡，包括敦煌、酒泉、武威、张掖，这些是边防城市，后来修长城，设九边重镇，镇底下还有卫、所、台、燧，边防城镇分五级，例如大连、青岛，都曾是明朝时期的防御千户所城。还有商业城市如苏州、扬州、泉州、广州等，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些城市都还保留原来的特色和功能。
如今，中国许多城市都自我标榜为经济文化中心，都宣称要努力建设国际大都会，这些与事实完全不符，抹掉了城市原本的发展历史。每个城市的独特风貌和特色景观，已成为这些城市中人们世代相传的宝贵记忆，也成为这些城市很重要的文化地标。可惜的是，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建设中没有很好地吸取欧洲的经验，没有注意保护这些城市的特色。
北京古城，是中国所有封建建制城市的缩影。它宫城居中，中轴线对称，左祖右社，即左边是祖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右边是社稷台（现在的中山公园）。这条中轴线长8公里，沿线有天安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景山等等，这种中轴线风格在所有封建建制的城市都保持一致。在一般的州府城市都是左文（庙）右武（庙），左府右衙，左边衙门右边城隍，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根据地理山川形势所建，这就是城市风水布局的重要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建苏州城，就提出了八字方针：“象天法地、相土尝水”，即根据天文地理的形势规划地面上的设施，根据土壤、水流的情况来建设城市。苏州开辟了180多条河道，双棋盘格局，路是一张网，河是一张网，路河交界之处就是桥，整座城市共有391座桥。丽江，旁边有玉龙雪山，雪水从人工开凿的渠道下来，通到每家，家家门前有溪水，户户门前有垂杨，四季如春，形成美好的城市格局。平遥，是中国北方地区汉民族地区的县城，完整留存了明清以来的城市风貌，181处明代建筑，398处清代建筑，古迹比比皆是。这种城市的历史风光具有汉民族州县府城完整的典型特色。
苏州古城留存了江南地区完整的街巷体系系统。现在的苏州古城中没有一座高楼，这全要拜赐于上世纪80年代专家写给邓小平的建议：保护古城，另开新区做建设。苏州古城里原来有130多处园林，其中，对外开放20多处，世界遗产9处。苏州当时就聘请了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苏州古城的保护方案。杭州、北京也做了相同的事情。划保护圈、限高度，苏州顶住了很多的压力，留存了原来的形态。但是许多古城没有做到。比如原来的福州城，有三山（乌山、于山、屏山）两塔（乌塔、白塔）一条江（闽江），三坊七巷，建筑风貌很有特色。但如今这“三山两塔一条江”都已经淹没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之中，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这“三坊七巷”里的“坊”是唐朝的，坊有坊墙，有坊门，这些只有福州和山西还保存了一点。巷子里有石刻的巷规，顶端有土地庙，里面还有全国知名的名人故居（林则徐、沈葆桢、邓拓、严复等），还有十几个水师学堂培养出来的管带（舰长）等。房子也是明清建筑，极其完整。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使大量信息得以交流，另一方面城乡建设大规模急速开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简单地推倒重建，急功近利地追求政绩工程，这些都在导致城市特色的湮灭和退化。建设是需要的，发展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的城市建设规划简单，只追求造楼速度，那么代价无疑将是城市风光、特色、人情味以及舒适度的全面丧失。现在几乎到处都在追求欧陆风，“洋、大、高”，到处都在照搬照抄，洋为中用，以为外国的东西就是好的。殊不知，在这样的盲目追求下，我们的城市逐渐沦落成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
广州的建筑是很有特色的岭南风格，岭南学派在绘画、文学、艺术上都有独特造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引领中国建筑的新潮流，但现在，岭南建筑的特色已不复当年。所以我强调，城市建筑不仅要洋为中用，更应当古为今用。所谓“古为今用”不是建假古董。比如，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建了一条“汉街”。可是建设者有所不知，汉、唐都只有“市”，而没有“街”，街是在宋朝时期才出现的，因此“汉”和“街”是不能写在一起的。这是典型的不懂历史、不懂文化、不懂建筑的表现。这条街上还出现了牌楼风格的建筑，这也是南宋时才出现的，《清明上河图》上没有，汉朝更没有。还有很多砖瓦房，汉朝是有砖，但砖只用在皇宫和坟墓里，一般民居都不用砖。再如北京琉璃厂古文化街，号称按照原来明清的式样重建而得。但这个文化街的问题在哪里？唐朝开始，皇帝对所有建筑都有规定，民居不准用高级建筑材料，禁用琉璃瓦、金、银、玉、大理石，只准用砖瓦；颜色也有规定：皇帝用黄色，天神蓝色，地神绿色，百姓用黑白，最多用棕色。房子门面不得超过三间，五间以上一品官，七间是亲王所有，违例要杀头，也不能用龙凤花饰。所以这个房子绝对不是明清民间建筑，如果是也只是宫殿。
这种情况全国各地都有。欧洲人来中国，搞不清楚什么是古代建筑，什么是现代建筑，什么是仿古建筑，什么是修复的古迹。现在假货频频曝光，但假建筑却无人问津，可见我们在观念上是有问题的。还有昆明。昆明是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有三条历史街区：青云街、金马碧鸡坊、文明街。金马碧鸡坊是两个牌坊，根据天文气象的因素，当春分和秋分那一天，太阳和月亮同时升起的时候，两个牌坊的影子交叠在一起，体现了古代云南人在数学、天文学和建筑学方面的非凡造诣，现在已经拆掉了。

重要的是保护态度
优秀的建筑技术能很好地抵御自然灾害、呵护生命。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说现在还要到处建木结构的房子，而是说这种技术理念和内在精神我们应当传承、研究、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民居蕴含人文关怀，民居布局分正房、东厢、西厢、倒座、中间天井，这种结构是阖家团聚的场所。无论是北方四合院、南方厅堂、上海石库门，都是这样的结构。欧洲的房子讲究居住的舒适性，按照功能划分成寝室、厨房、卧室、阳台等，中国不是这个理念。正房，礼仪场所；两侧，老人居住；厢房，子女居住；再往外，是外人和下人居住的。从而形成一个非常安全内敛、几代人一起居住的形态。安徽的四水归堂、云南的四合五天井、苏浙的厢房天井，上有天，下有地。山西四合院、江南厅堂、福建土楼、陕西窑洞也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同时，北京四合院形成的胡同，上海石库门形成的里弄，苏州厅堂式住宅形成的街巷，这些都出现了胡同情结、里弄特色和街巷风情，以及割舍不断的邻里亲情关系。而现代的住宅里，除了个别比较要好的邻里外，一个小区里面，大家互不相识、彼此冷漠，因为我们单纯地讲究功能和功利，而淡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建筑自古以来就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建筑体系，创造了独特的木构建筑。欧洲人也有木屋架，但用钉子钉，中国都用木头做成了榫卯，通过相互穿插来固定结构。中国传统民居大部分用木屋架组成，具有良好的抗震功能。以丽江为例。 1985年12月12日中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为世界遗产的大国。 199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给中国提意见说，你们有许多古城，为什么不申报世界遗产城市呢？当时世界上已经有80多个世界遗产城市，包括巴黎、墨西哥城、威尼斯、罗马等。我们研究发现，这件事有很大困难。世界遗产第一条要求有原真性。北京元大都城墙1958年被拆除，只余下白塔寺；西安是汉唐古都，汉朝的都在地底下，唐朝建筑只有大雁塔和小雁塔；开封洛阳也没有什么唐代城市建筑，经历七次黄河水淹，古迹都在地下。最终我们选择了平遥和丽江。 1995年底将丽江送去申报， 1996年2月，丽江发生7.4级大地震，我们当时立马就去考察丽江的状况，结果发现，丽江几百年的老房子没塌，墙倒柱不倒，只是斜了，伤亡100多人。材料写上去之后，当年就通过了世界文化遗产。同样， 2008年汶川大地震，地震带中有一个位于广元市的昭化古城， 2005年我做的规划， 2007年进行修缮， 2008年5月12日地震之后，我们修缮的木结构房子全都完好。
优秀的建筑技术能很好地抵御自然灾害，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木结构体系房子呵护了多少生命！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说现在还要到处建木结构的房子，而是说，这种技术理念和内在精神我们应当传承、研究、发扬光大。尤其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一个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历史的问题。现在我们都用钢筋混凝土造房子，如果认真施工，因为有一定的科学保证，依据框架结构，也没什么问题。现代的高层建筑，大都是稳固的筒中筒结构。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一建筑结构被发明之后，日本和欧洲都建了许多高楼。这种结构依靠其自身材料的坚固性来抗震，是以刚克刚，而中国的木结构体系是依靠梁柱之间的联系（榫卯结构是仿生的，仿照动物的关节功能，当地震袭来时允许各个环节之间变动）来抗震，是以柔克刚。现在欧洲技术一来，我们就把这个传统技术丢掉了，非常可惜。还有，现在木结构课程在中国各大高校的建筑学院都被取消了，同样令人遗憾。

传统建筑的历史价值
城市建设应该和人体新陈代谢一样，好东西一定要保留下来。保护城市遗产是为留下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保护这些历史文化的载体，从中可以滋养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和城市来。我们的传统建筑要多留一点，多保一点，这样才能很好地促进新的城市建设。
现在我们来说说上海。上海别具特色，城市虽说不老，也有老的东西，比如松江和嘉定都有宋代的方塔，松江和嘉定原本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镇。上海的老城隍庙留存了明清建筑，也是主要的旅游地。还有上海最精彩的名片――外滩。 1880年到1937年是世界建筑史上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大量不同风格的西方建筑在上海都有所反映，集中体现在外滩，因此外滩也被誉为“世界建筑博览会”。还有很多重要的建筑，例如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在当时的世界建筑中都是独领风骚的。大光明电影院和国际饭店的设计者是一个名叫邬达克的外国人，他在上海设计了60多座建筑，其中20多个都是优秀历史建筑。当时的建筑一个较大的特色是注意古为今用、古今结合，注意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不是一味仿古。也有许多外国人设计的富有中国风格的建筑，如原来的圣约翰大学（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中西合璧的典范――石库门等。所有石库门的内涵都是中国的，但用的是外国的装饰，采取了租界上房地产的运作方式。石库门也有许多的种类，步高里和尚贤坊又有不同，新旧石库门里面的设置有所区别。
上海现在留存了10个较好的古镇，最有名的是朱家角和新场。新场是元代的海塘，也是明代的盐场，近代上海原住民的故乡，前街后河。那些住宅第一进是古代的，第二进是石库门形式，第三进是农村形式，后面是河，河对岸是花园菜圃，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非常美好。我们想做一个规划和恢复，但现在拆迁有很大的难度。其实，上海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在全国来说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在老城区里面划分了12个历史风貌区，这在全国中心城市中总面积是最大的，且保护力度较大，每个保护区都各具特色。像外滩保护区、老城隍庙保护区、徐家汇衡山路保护区、龙华保护区、虹桥保护区等，古今中外各种样式都有，形成了上海城市的特色风貌。
以外滩保护区为例。上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做外滩保护规划，这些房子原来都是银行大楼和商业建筑，中间都有很大的营业大厅，天顶采光，当时都在不合理利用，涂掉天顶，隔成若干层，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这些房子都是世界建筑中的精品，在那个时代世界正在经历经济危机，而中国正处于发展期，于是大量资金和建筑材料纷纷涌入中国，外国著名的建筑师也涌入中国，承担了上海的建筑工作。若仔细看，你会发现，外滩所有的建筑都有自己的建筑理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比如汇丰银行是“集仿主义”的作品：柱子和顶都是罗马式的，但窗花是希腊式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大理石大厅，天顶采光，大理石不稀奇，但8根巨大的立柱都是纯大理石，现在几乎做不到了。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是现代建筑，因为它没有额外的装饰，仅通过本身的形体和立面来吸引眼球。再如英国总会是复古主义的风格，按照西方建筑的历史原貌来建房子，这里有远东最长的吧台，足足27米长，这个纪录至今都没被打破。这些建筑都有非常精良的室内装修，所以我们要学会保护，并发挥它们的作用。外滩建筑保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走，我们先弄好了一层皮，但里面如何运用，有些房子产权如何落实，都要好好研究。这些房子的中间有空档，是允许有新房子进来的，但是有三条规定：第一，新房子进来不能超过左邻右舍的高度；第二，名师打造；第三，形态和内容要匹配，审查也比较严格，所以至今也没有新建筑进入。在上世纪90年代规划中，有几幢高楼已经冒出来了。外滩有非常漂亮的城市天际轮廓线，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其新旧交相辉映，反映了历史文化的传承。这些在全国都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建筑的历史价值，我还要说的是提篮桥犹太人保护区。这块地方本来叫北外滩开发地区，已经做了完整的经济开发规划，但后来我们发现，这块地方有意义深远的历史记忆――1934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对犹太人赶尽杀绝，当时中国驻奥地利领事何凤山先生签发了1000多份护照，让3万多犹太人来到了上海，居住在提篮桥，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他们才返回家乡。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不收留犹太人，但是中国给了他们一片安身立命的地方。这体现了上海人民的善良和友好态度，以及犹太人自身的团结和奋斗。对这块地方是否要保护有很大的争论，因为这毕竟是犹太人而非中国人的重要历史，而这块地方是发展的黄金宝地。我认为，这是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历史建筑，并且已经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重视，我们有保护的必要。于是，上海在2003年1月份将它列为本市第12块保护区。 2005年，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上海对外友好协会邀请了100个犹太人回来探亲。其中有一个叫布鲁门萨的人，是世界银行总顾问，前卡特政府央行行长，后来的财政部长，他认出了自己居住的街道和房子，非常激动，表示要永远记住上海人的恩情。留住了房子，留住了物质形态，才能留住历史的记忆和真实的感情。后来，有国际友人联系我要将提篮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全世界所有的其他犹太人纪念地都是监狱、集中营和墓地，与杀戮、苦难、死亡有关，只有提篮桥象征着生命、友谊与和平，是两个伟大民族真诚友谊的见证。现在犹太人协会也在筹集经费来修缮、保护、再利用这个地方，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多。这些历史价值不是用金钱所能计算的。
我不赞成现在一些城市的改造理念，一定要拆掉旧房建新房。其实，城市建设应该和人体新陈代谢一样，好东西一定要保留下来。因为，保护城市遗产是为留下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保护这些历史文化的载体，从中可以滋养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和城市来。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既是现代建筑，也是小桥流水人家。贝聿铭说： “我的苏州博物馆要中而新，苏而新，我的博物馆在苏州古城里面，要和苏州古城取得协调，我从苏州的传统建筑中获得了灵感。”我们的传统建筑要多留一点，多保一点，这样才能很好地促进新的城市建设。
来源 | 杨之立根据演讲录音整理，经作者审定，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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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念：
周代是中国城市规划体现了封建礼制思想，西周《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城市形制受礼制思想的影响，体现为社会等级、宗教礼法。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还有自然至上理念，如管子：“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典型格局：唐长安、元大都、明清北京等城市都完整体现了中国古代礼制城 市典型格局；明代都城南京依山傍水，布局灵活，体现了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融合的城市空间格局。

（2）国外古代城市规划的理论：
国外古代城市规划的典型格局：古希腊经历了奴隶制的民主政体，城市以广场和公共建筑为核心取代了国王的宫殿，体现了民主平等的城邦精神。

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教会势力强大，教堂占据了城市中心，其庞大体量和高耸尖塔成为城市空间和天际轮廓的主导因素。

文艺复兴以后，艺术技术和科学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在人文主义思想下修建了大量古典风格的街道广场，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教会力量和封建割据势力被削弱，建立了一批中央集权的国家。轴线放射街道、宏伟壮观的广场、宫殿成为当时城市的典范。

（3）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田园城市（Garden City）理论：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论。他经过调查，写了一本书：《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wards Real Reform（明天—一条引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希望彻底改良资本主义的城市形式，指出了在工业化条件下，城市与适宜的居住条件之间的矛盾，大城市与自然隔离的矛盾。
霍华德的理论把城市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联系城乡的关系，提出适应现代工业的城市 规划问题，对人口密度、城市经济、城市绿化的重要性问题等都提出了见解，对城市规划学科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的规划界一般都把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方案的提出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
他的概念是：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能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的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委员会受托管理。
根据霍华德的设想，田园城市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田园城市的居民生活于此，工作于此，在田园城市的边缘地区设有工厂企业。城市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目 的是为了保证城市不过度集中和拥挤，以免产生现有大城市所产生的各类弊病，同时也可使每户居民都能够方便地接近乡村自然空间。田园城市实质上就是城市和乡 村的结合体，每一个田园城市的城区用地占总用地的1/6，若干个田园城市团结着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人口规模为58000人），呈圈状布置，借助于快速的交通工具（铁路）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往来于田园城市与中心城市或田园城市之间。城市之间是农业用地，包括耕地、牧场、果园、森林以及农业学院、疗养院等，作为永久性保留的绿地，农业用地永远不得改作它用。
田园城市的城区平面呈圆形，中央是一个公园，有六条主干道路从中心向外辐射，把城市分成六个扇形地区。在其核心部位布置一些独立的公共建筑（市政厅、音乐厅、图书馆、剧场、医院和博物馆）。在城市走私线的外1/3处设一条环形的林阴大道，并以此形成补充性的城市公园，在此两侧均为居住用地。在居住建筑地区中，布置学校和教堂。在城区的最外围地区建设各类工厂、仓库和市场，一面对着最外层的环形道路，一面对着环形的铁路支线，交通非常方便。
霍华德不仅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设想，以图解的形式描述了理想城市的原型，而且他还为实现这一设想进行了细致的考虑，他对资金的来源、土地的分配、城市财政的 收支、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等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认为，工业和商业不能由公营垄断，要给私营以发展的条件。但是，城市中的所有土地必须归全体居民集体所 有，使用土地必须交付租金。城市的收入全部来自租金，在土地上进行建设、聚居而获得的增值仍归集体所有。

卫星城镇规划的理论和实践：20世纪初，大城市的恶性膨胀，使如何控制及疏散大城市人口成为突出的问题。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由他的追随者恩维（Unwin）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大城市的外围建立卫星城市，以疏散人口控制大城市规模的理论，并在1922年提出一种理论方案。同时期，美国规划建筑师惠依顿也提出在大城市周围用绿地围起来，限制其发展，在绿地之外建立卫星城镇，设有工业企业，和大城市保持一定联系。
卫星城镇的发展经历了由“卧城”到半独立的卫星城，到基本上完全独立的新城，其规模逐渐趋向由小到大。规模大些就可以提供多种就业机会，也有条件设置较大型完整的公共文化生活服务设施，可以吸引较多的居民，减少对母城的依赖。

现代建筑运动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与《雅典宪章（Charter of Athens）》：法国人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在1925年发表了《城市规划设计》一书，将工业化思想大胆地带入城市规划。
柯布西埃的理论面对大城市发展的现实，承认现代化的技术力量。他认为，大城市的主 要问题是城市中心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中机动交通日益发达，数量增多，速度提高，但是现有的城市道路系统及规划方式与这种要求产生矛盾；城市中绿地空地太 少，日照通风、游憩、运动条件太差。因此要从规划着眼，以技术为手段，改善城市的有限空间，以适应这种情况。他主张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建筑高度，向高层发展，增加人口密度。
柯布西埃认为，交通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车辆增多，而道路面积有限，交通愈近市中心愈集中，而城市因为是由内向外发展，愈近市中心道路愈窄。他主张市中心空地、绿化要多，并增加道路宽度和停车场，以及车辆与住宅的直接联系，减少街道交叉口或组织分层的立体交通。
柯布西埃以建筑美学的角度，从根本上向旧的建筑和规划理论发起了冲击。这意味着20世纪初期“新建筑运动”向学院派及古典主义的冲击扩大到城市规划的领域。

在这一位提出了空间集中的规划理论的时候，另一位却相反地提出反集中的空间分散的规划理论。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在1935年发表的《广亩城市：一个新的社区规划》（Broadacre City :A New Community Plan）充分地反映了他倡导的美国化的规划思想，强调城市中的人的个性，反对集体主义。他呼吁城市回到过去的时代。而他的社会思想的物质 载体就是“广亩城市”。他相信电话和小汽车的力量，认为大都市将死亡，美国人将走向乡村，家庭和家庭之间要有足够的距离，以减少接触来保持家庭内部的稳 定。
他们的共性，即：都有大量的绿化空间在他们“理想的城市”中；都已经开始思考当时所出现的新技术：电话和汽车对城市产生的影响。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在雅典开会，中心议题是城市规划，并制定了一个《城市规划大纲》，这个大纲后来被称为《雅典宪章》。这个大纲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现代建筑”学派的观点。大 纲首先提出，城市要与其周围影响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指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城市功能的正常进行。

《北京宪章》：1999UIA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北京宪章》，主要内容为1、对于各种繁杂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祸患，混乱的城市化，技术发展的”双刃剑”……，而最严重的莫过于”建筑魂的失落”。2、传统建筑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也具有值得并且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的精华。 3、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发展”的问题。我们将把一个怎样的城市交给下一代？” 3、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自然无法抗拒，木结构体系已基本失去继续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4、《北京宪章》提出了全新的概念”广义建筑学”，提倡建筑师加强修养，具备广义的综合的观念。在承认矛盾的前提下，辨证地加以处理。 要随时扩充知识，加强合作，寻找新的结合点，解决问题，发展理论。
邻里单位

C•A•佩里于1939年提出的邻里单位理论，其目的是要在汽车交通开始发达的条件下，创造一个适合于居民生活的、舒适安全的和设施完善的居住社区环境。
他认为，邻里单位就是“一个组织家庭生活的社区的计划”， 因此这个计划不仅要包括住房，包括它们的环境，而且还要有相应的公共设施，这些设施至少要包括一所小学、零售商店和娱乐设施等。他同时认为，在当时快速汽 车交通的时代，环境中的最重要问题是街道的安全，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建设道路系统来减少行人和汽车的交织和冲突，并且将汽车交通完全地安排在居住区之外。
根据C•A•佩里的论述，邻里单位由六个原则组成：
1）规模：一个居住单位的开发应当提供满足一所小学的服务人口所需要的住房，它的实际的面积则由它的人口密谋所决定。
2）边界：邻里单位应当以城市的主要交通干道为边界，这些道路应当足够宽以满足交通通行的需要，避免汽车从居住单位内穿越。
3）开放空间：应当提供小公园和娱乐空间的系统，它们被计划用来满足特定邻里的需要。
4）机构用地：学校和其他机构的服务范围应当对应于邻里单位的界限，它们应该适当地围绕着一个中心或公地进行成组布置。
5）地方商业：与服务人口相适应的一个或更多的商业区应当布置在邻里单位的周边，最好是处于交通的交叉处或与临近相邻邻里的商业设施共同组成商业区。
6）内部道路系统：邻里单位应当提供特别的街道系统，第一条道路都要与它可能承载的交通量相适应，整个街道网要设计得便于单位内的运行同时又能阻止过境交通的使用。
根据这些原则，佩里建立了一个整体的邻里单位概念，并且给出了图解。邻里单位的理论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其中以美国新泽西州的新城雷德朋最为著名。雷德朋的设计（1928年）针对1920年代不断上升的汽车拥有量和行人/汽车交通事故数量，提出了“大街坊”的概念。就是以城市中的主要交通干道为边界来划定生活居住区的范围，形成一个安全的、有序的、宽敞的和拥有较多花园用地的居住环境。由若干栋住宅围成一个花 园，住宅面对着这个花园和步行道，背对着尽端式的汽车路，这些汽车道连接着居住区外的交通性干道。在每一个大街坊中都有一个小学校和游戏场地。每个大街坊中，有完整的步行系统，与汽车交通完全分离，这种人行交通与汽车交通完全分离的做法，通常被称作“雷德朋原则”。

从城乡规划到环境规划，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思考：现代城市规划的核心是土地资源配置，目的是控制人类的土地利用活动可能产生的消极外部效应（特别是对环境的影响）。所以，城市规划将在可持续发燕尾服的行动过程中发挥特殊作用，可持续发展也引起了各国规划师的广泛关注。1990年，英国城乡规划协会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经过三年的研究工作，于1993年发表了《可持续环境的规划对策》，提出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引入城市规划实践，并称其为环境规划，即将环境要素管理纳入各个层面的空间发展规划。

地租和竞租理论：地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D•李嘉图首先提出了一般的地租概念，指出地租的含义是任何一块土地经过利用而得到的纯收益。杜能则提出了位置级差地租的概念，马克思对此也有非常详尽的论述，并且将地租的概念与对资本的具体分析结合在一起。这一概念在20世纪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位置级差地租理论认为，一定位置一定面积土地上的地租的大小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及投入方式，只有当地租达到最大值时，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地租的概念包括两个因素，即转换收益和经济租金。转换收益是指土地持有者将土地供给不同的活动使用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经济租金代表了高于转换收益的溢价，所以能获得这个溢价是由于存在着竞争以取得稀缺的土地。
在城市中，区位是决定土地租金的重要因素。W•伊萨德认为，决定城市土地租金的要素主要有：1）与中心商务区（CBD）的距离； 2）顾客到该址的可达性； 3）竞争者的数目和他们的位置； 4）降低其他成本的外部效果。
现在比较精致而且也是比较重要的地租理论是W•阿隆索于1964年提出的竞租理论。这一理论就是根据各类活动对距市中心不同距离的地点所愿意或所能承担的最高限度租金的相互关系来确定这些活动的位置。所谓竞租，就是人们对不同位置上的土地愿意出的最大数量的价格，它代表了对于特定的土地使用，出价者愿意支付的最大数量的租金以获得那块土地。根据阿隆索的调查，商业由于靠 近市中心就具有较高的竞争能力，随后依次为办公楼、工业、居住、农业。根据该理论，在单中心城市的条件下，可以得到城市同心圆而已的结论。
多核心理论
这是由C•D•哈里斯和E•L•乌尔曼于1945年提出的理论。他们通过对美国大部分大城市的研究，提出了影响城市中活动分布的四项基本原则：
1）有些活动要求设施位于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地区（如中心商务区要求非常方便的可达性，而工厂需要有大量的水源）；
2）有些活动受益于位置的互相接近（如工厂与工工人住宅区）；
3）有些活动对其他活动容易产生对抗或有消极影响，这些活动应当避免同时存在（如富裕者优美的、大片的开阔绿地被布置在与浓烟滚滚的钢铁厂毗邻的地区）；
4）有些活动因负担不起理想场所的费用，而不得不布置在不很合适的地方（如仓库被盎在冷清的城市边缘地区）。
在这四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再加上历史遗留习惯的影响和局部地区的特征，通过相互协调的功能在特定地点的彼此强化，不相协调的功能在空间上的彼此分离，由 此而形成了地域的分化，使一定的地区范围内保持了相对的独特性，具有明确的性质，这些分化了的地区有的形成各自的核心，从而构成了整个城市的多中心。因 此，城市并非是由单一中心而是由多个中心构成。
以上三种理论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但很显然它们并不能用来全面地解释所有城市的土地使用和空间状况，巴尔多和哈特曼（1982）认为：“最合理的说法是没有哪种单一模式能很好地适用于所有城市，但以上三种理论能够或多或少地在不同的程度上适用于不同的地区。”

扇形理论：这是H•霍伊特于1939年提出的理论。他根据美国64个中小城市住房租金分布状况的统计资料，又对纽约、芝加哥、底特律、费物、华盛顿等几个大城市的居住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城市住宅的分布有以下9种倾向：
1）住宅地沿着交通线延伸的现象十分显著；
2）高租金住宅在高地、湖岸、海岸、河岸分布较广；
3）高房租住宅地存在不断向城市外侧扩展的倾向；
4）高级住宅地喜欢聚集在社会领袖等名流人物宅地的周围；
5）办公楼、银行、商店的移动对高级住宅有吸引作用；
6）高级住宅地紧密结合交通线路分布；
7）高房租住宅追随在高级住宅地后面延伸；
8）高房租的公寓多数建立在市中心附近的住宅地带内；
9）房地产业者与住宅地的发展关系密切。
在这9种倾向的综合作用下，城市就整体而言是圆形的，城市的核 心只有一个，交通线路由市中心向外作放射状分布，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将沿交通线路向外扩大，同一使用方式的土地从市中心附近开始逐渐向周围移动，由 轴状延伸而形成整体的扇形。也就是说，对于任何的土地使用均是从市中心区既有的同类土地使用的基础上，由内向外扩展，并继续留在同一扇形范围内。

同心圆理论：这是由E•W•伯吉斯于1923年提出的。他以芝加哥为例，试图创立一个城市发展和土地使用空间组织方式的模型，并提供了一个图示性的描述。根据他的理论，城市可以划分成5个同心圆区域：
居中的圆形区域是中心商务区，这是整个城市的中心，是城市商业、社会活动、市民生活和公共交通的集中心。在其核心部分集中了办公大楼、财政机构、百货公司、专业商店、旅馆、俱乐部和各类经济、社会、市政和政治生活团体的总部等。
第二环是过渡区，是中心商务区的外围地区，是衰败了的居住区。过去，这里主要居住的是城市中比较富裕或有一定权威的家庭，由于商业、工业等设施的侵入，降 低了这类家庭在此居住的愿望而向外搬迁，这里就逐渐成为贫民窟或一些较低档的商业服务设施基地，如仓库、典当行、二手店商店、简便的旅馆或饭店等。这个地 区也就成为城市中贫困、堕落、犯罪等状况最严重的地区。
第三环是工人居住区，主要是由产业工人（蓝领工人）和低收入的白领工人居住的集合式楼房、单户住宅或较便宜的公寓组成，这些住户主要是从过渡区中迁移而来，以使他们能够较容易地接近不断外迁的就业地点。
第四环是良好住宅区，这里主要居住的是中产阶级，他们通常是小商业主、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等，有独门独院的住宅和高级公寓和旅馆等，以公寓住宅为主。
第五环是通勤区，主要是一些富裕的、高质量的居住区，上层社会和中上层社会的郊外住宅座落在这里，还有一些小型的卫星城，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在中心商务区中心，上下班往返于两地之间。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这一区内居住的中产阶级大量上升。
这一理论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环并不是固定的和静止的，在正常的城市增长的条件下，每一个环通过向外面一个环的侵入而扩展自己的范围，从而揭示了城市扩张的内在机制和过程。

中心地理论：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地理学家W•克里斯塔勒于1933年在一本探讨南部德国的城市区域空间分布的论著中，通过对城市分布的实际状况进行概括和提炼而提出的。
中心地是指可以向居住在它周围地域（腹地范围）的居民提供各种货物和服务的地方，由中心地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就称为中心地功能。提供中心地功能的地方必须获 得足够的支持以维持它的运营，而这最低支持门槛可用人口规模来定义从而获得空间上的意义。这样，每一个中心地都有它的作用范围。为了使中心地的作用遍及整 个空间地域，代表各个中心地实际作用范围的圆必须互相重叠，经过对重叠范围的再划分，便形成了六边形的网络构架。

工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是区位研究中数量相对比较集中的内容，在各项工业区位理论中所涉及的变量有多种且各不相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区位理论越来越具有综合性。这里仅介绍一些主要的工业区位理论。
杜能关于工业区位的主要思想与其在分析农业区位时的思想保持一致。他认为，运输费用是决定利润的决定因素，而运输费用则可视作工业产品的重量和生产地与市 场地之间距离的函数。因此，工业生产区位是依照产品重量对它的价值比例来决定的，这一比例越大，其生产区位就越接近市场地。
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认为，影响区位的因素有区域因素和聚集因素。前者指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两项因素，后者指生产区位的集中，包括人口密谋、工业复杂性程 度等。他的方法是先找出最小运输成本的点，然后再考虑劳动力成本和聚集效益这两项因素。他认为，工业区位的决定应最先考虑运输成本，而运输成本是运输物品 的重量和距离的函数。他利用区位三角形来求出最小运输成本的区位。
A•廖施在区位理论中，第一个引入了需求作为主要的空间变量。他认为，韦伯及其后继者的最小成本区位方法并不正确，最低的生产成本往往并不 能带来最大利润。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找出最大利润的地方，因此需要引入需求和成本这两个空间变量。任何产品总有一个最大的销售范围，并且至少要占有一定范围 的市场，这种市场最有利的形状是六边形。市场网络是廖施区位理论的最高表现形式。
W•伊萨德从制造业出发，组合了杜能、韦伯和廖施的区位理论，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思考，希望形成一种统一的、一般化的区位理论。他的基本观 点是一般区位理论能以与经济理论中的其他方面同样的方法来发展，可以依据替代方法来分析企业家作决策时如何组合不同生产要素的成本，以此来确定成本最小而 效益最佳的地点。

农业区位理论：J•H•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是区位理论的基础。他通过抽象的方法，假设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城邦来研究如何而已农业才能从每一单元面积土地上获得最大利润的问题。他认为，利润（P）是由农业生产成本（E）、农产品市场价格（V）和把农产品运至市场的运费（T）三个因素决定的，即P=V-（E+T）。根据他的假设，V和E均可视作常数，因此如果要使利润最大就必须使运费最小，这就是说，运输费用是决定利润大小的关键。杜能运用公式算出了各种农作物组合的地区分界线，将整个地域按其主导的农作物生产类型划分成6万同心圆的农业区。

聚集经济理论：经济活动的聚集，是城市经济的最根本特征之一。K•J•巴顿在《城市经济学》一书中，将聚集经济效益分为10种类型： 1）本地市场的潜在规模，居民和工业的大量集中产生了市场经济；2）大规模的本地市场也能减少实际生产费用；3）在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事业之前，需要有人口限度标准；4）某种工业在地理上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地区，有助于促进一些辅助性工业的建立，以满足其进口的需要，并为成品的推销与运输提供方便；5）日趋积累的熟练劳动力汇聚和适应于当地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一种职业安置制度；6）有才能的经营家与企业家的聚集也发展起来；7）在大城市，金融与商业机构条件更为优越；8）城市的集中能经常提供范围更为广泛的设施；9）工商业者更乐于集中，因为他们可以面对面地打交道；10）处于地理上的集中时，能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聚集经济是城市活动集中的主要原因。正如恩格斯在描述当时全世界的商业首都伦敦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在这样的聚集效应的推动下，城市不断地集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G•A•卡利诺于1979年和1982年通过实证性研究尝试区分“城市化经济”、“地方性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对 产业聚集的影响。所谓城市化经济就是当城市地区的总产出增加时，不同类型的生产厂家的生产成本下降，而所谓的地方化经济就是当整个工业的全部产出增加时， 这一工业中的某一生产过程的生产成本下降。而内部规模经济是指当生产企业本身规模的增加面导致本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经研究他发现，对于产业聚集的影响而 言，内部规模经济并不起作用，它只对企业本身的发展有影响，因此只有从外部规模经济上去寻找解释聚集效益的原因。在两类外部规模经济中，他发现，作为引导 城市集中的要素而言，地方性经济不及城市化经济来得重要。也就是说，对于工业的整体而言，城市的规模只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具有经济性。当然，聚集就产出而 言是经济的，即使是在成本-产出的整体中仍处于经济的时候，而就成本而言也可能是不经济的。这类不经济主要表现在地价或建筑面积租金的昂贵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以及环境质量的下降等。不过根据卡利诺1982年的研究，城市人口少于330万时，聚集经济性超过不经济性，当人口超过330万时，则聚集不经济性超过经济性。当然，这项研究是针对于制造业而进行的，而且是一般情况下的。

通讯理论：关于城市发燕尾服的通讯理论是由B•L•迈耶在1962年 出版的《城市发展的通讯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城市是一个人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而交通与通讯是人类相互作用的媒介。城市的发展主要起源于城市 为人们提供面对面交往或交易的机会，但后来，一方面由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渐渐使面对面交往的需要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交通系统普遍产生拥挤的现象， 使通过交通系统进行相互作用的机会受到限制，因此，城市居民逐渐以通讯来替代交通以达到相互作用的目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城市的主要聚集效益在于使居民可 以接近信息交换中心以利居民互相交往。很显然，城市发展时，通常显示出其通讯率或信息交换率也得到提高，反之亦然。

可达性理论：A•Z•古腾贝格于1960年发表论文揭示了交通设施的可达性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所谓可达性，就是交通通达的方便程度。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必然地向外扩张。这种扩张往往是城市向外的蔓延，因而降低了城市运行的效率。而这种低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距离的增加所造成的，因此就需要对城市的结构进行调整，此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就是建立新的中心和改进交通系统。

人文生态理论：城市不仅是一个经济系统，也是一个人文系统，因此，城市发展的原因也同样可以从人文生态的层面去探究。
人文生态学就是运用自然生态学的研究思想和方法来集中研究人类社区的规律和特征，是20世纪最早的有系统地研究人类社会中人的社会活动与空间之间关系的学科。人类生态学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规律和特征具有与自然生态同样的规律和特征，因此，它的最重要概念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竞争，另一个是“统治”。
人类的生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资源，而这些资源在人类环境中始终是短缺的，因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
在一个完全的高层经济中， 工商业倾向于向中心城市集中，一旦它们形成之后，便改变或增强了城市本身与周围地区以及有关居民点的联系，并逐渐实现城市的“统治”，而这种统治力量也是社会性的。

行为—空间理论：该理论主要是通过对空间中所发生的行为的分析来认识城市的空间，也就是将空间与空间中的行为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由此而产生的一组理论。这些理论是在1960年代以后，主要是针对于对物质空间决定论的批判而建立起来的。行为—空间理论从城市中人的活动和活动的需要出发，来探讨城市空间的形成和组织，改变了之前的城市规划中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及思维方式的途径，促进了城市规划在新的方向上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深化了城市规划中对城市空间进行处置的基本含义的认识。

核心—边缘理论：这是由J•R•弗里德曼于1966年提出的理论，该理论的依据是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区域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一理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空间经济增长的阶段，一是不同区域类型的划分。
弗里德曼认为，随着一国经济增长周期性地发生，经济空间转换随之出现，这样就产生了区域的不平衡，即产生了经济增长区域-核心区域和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衰退的区域-边缘区域。他根据一个国家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会中所占比重的不同，划分出空间经济增长的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反映了核心和边缘区域之间关系的变化：（1）前工业阶段，工业产值比重小于10%。此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现象不显著；（2）过渡阶段，工业产值比重在10%-25%之间，此时，国内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表现出很高的增长速度，从而使核心-边缘的对比开始出现；（3）工业阶段，工业产值比重25%-50%。此时，边缘区域内部相对优越的部分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国家规模上的核心-边缘结构逐步转变为多核结构；（4）后工业阶段，工业产值比重开始下降，工业活动逐步由城市向外扩散，特大城市区域内的边缘区域逐渐被特大城市的经济所同化，在职能上相互依存的城市体系产生，即形成大规模城市化区域。
通过对空间经济增长的分析，并根据经济及区位特征，弗里德曼对一些国家进行了区域类型的划分，以揭示区域不平衡的性质和程度。第一种类型是核心区域，第二 种类型是向上的过渡区域，它不断受到核心区域的影响，具有向内移民、资源集约使用和经济持续增长等特征。这个区域有可能成为包含有新城市的、附属的或次一 级的核心区域。第三种类型是资源型边缘区域，由于资源的发现和开发，经济出现了增长局面。与此同时，新的聚落、新的城市形成。这种区域也有可能发展发展成 为次一级的核心区域。第四种类型是向下的过渡区域，这类区域曾经具有中等城市的发展水平，但由于初级资源的消耗，以及某些工业部门的放弃，与核心区域的联 系又不紧密，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滞衰退，趋于萧条。

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又称发展极理论，是由F•佩鲁于1950年 提出的。增长极的概念主要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均衡观点而提出的。他认为，经济空间并不是均衡的，而是存在于极化过程之中。由于各个经济单位的规 模、交易能力和经营性质不同，特别是规模的差异，它们的创新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富于创新的大规模经济单位处于支配地位，而其他经济单位则处于受支配地 位。处于支配地位的支配性经济单位具有“推动”效 应，推动效应的大小与支配性经济单位产生外部经济的能力相联系。在经济单位产生外部经济的能力相联系。在经济中具有驱动力的产业，它不仅规模较大，具有较 高的收入弹性，而且具有广泛的前向、后向联系，因而产生外部经济的能力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型单元是不断更替的，从产业的角度看，如历史上纺织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的更替，就是很好的事例。
增长极是指具有空间集聚特点，在增长中具有推动性工业的集合体。增长极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它的支配效应、乘数效应和极化与扩散效应。在这些效应的作用下， 集中了大量主导性的和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部门的大中心城市就会带动周围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也就是说，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首先积极发展中心城市， 然后通过中心城市的增长极作用的发挥而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经济基础理论：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是H•霍伊特于1939年 提出的。根据这一理论，在城市经济中，所有产业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基础产业和服务性产业。前者的生产除少量供应当地消费之外，主要是为城市之外地区的需 要而进行的，因此可以为城市带来新的收入；后者的生产主要是满足本城市居民的消费需要，因此仅仅只是在城市内进行收入转移。经济基础理论认为，基础产业是 城市经济力量的主体，它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关键。

广亩城市：赖特处于美国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独特环境之中，从人的感觉和文化意蕴中体验着对现代城市环境的不满和对工业化之前的人与环境相对和谐状态的怀念情绪，他于1932年提出了广亩城市的设想，从而将城市分散发展的思想发挥到了极点。
赖特认为现代城市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也不能代表和象征现代人类的愿望，是一种反民主的机制，因此，这类城市应该取消，尤其是大城市。他要创造一种新、分散的文明形式，它在小汽车大量普及的条件下已成为可能。汽车作为“民主”的驱动方式，成为他反城市模型也就是广亩城市构思方案的支柱。他在1932年出版的《消失中的城市》中写道，未来城市应当是无所不在又无所在的，“这将是一种与犬齿劳动态度冊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如此之大的城市，以致我们可能根本不会认识到它作为城市而已来临”。 在随后出版的《宽阔的田地》一书中，他正式提出了广亩城市的设想。这是一个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布在一个地区性农业的方格网格上的方案。他认为，在汽车和廉 价电力遍布各处的时代里，已经没有将一切活动都集中于城市中的需要，而最为需要的是如何从城市中解脱出来，发展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的生活居住就业相结 合在一起的新形式，这就是广亩城市。在这种实质上是反城市的“城市”中，每一户周围都有一英亩（4050平 方米）的土地来生产供自己消费的食物和蔬菜。居住区之间以高速公路相连接，提供方便的汽车交通。沿着这些公路，建设公共设施、加油站等，并将其自然地分布 在为整个地区服务的商业中心之内。赖特对于广亩城市的现实性一点也不怀疑，认为这是一种必然，是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他写道：“美国不需要有人帮助建造广亩城市，它将自己建造自己，并且完全是随意的”。应该看到，美国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普遍的郊迁化在相当程度上是赖特广亩城思想的体现。

有机疏散理论：有机疏散理论是沙里宁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而提出的关于城市发展及其布局结构的理论。他在1942年出版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就详尽地阐述了这一论理。
沙里宁认为，城市与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一样，都是有机的集合体，因此，城市建设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与此相一致的，或者说，城市发展的原则是可以从与自然界的 生物演化中推导出来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基础上，他全面地考察了中世界欧洲城市和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建设状况，分析了有机城市的形成条件和在中世纪的表现及 其形态，对现代城市出现的衰败的原因进行了揭示，从而提出了治理现代城市的衰败、促进其发展的对策——进行全面的改建，这种改建应当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1）把衰败地区中的各种活动，按照预定方案，转移到适合于这些活动的地方去；2）把腾出来的地区，按照预定方案，进行整顿，改作其他最适宜的用途；3）保护一切老的和新的使用价值。因此，有机疏散就是把大城市目前的那一整拥挤的区域，分解成为若干个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确功能的集中点”。在这样的意义上，构架起了城市有机疏散的最显著特点，便是原先密集的城区，将分裂成一个一个的集镇，它们彼此之间将用保护性的绿化地带隔离开来。
要达到城市有机疏散的目的，就需要有一系列的手段来推进城市建设的开展，沙里宁在书中详细地探讨了城市发展思想、社会经济状况、土地问题、立法要求、城市居民的参与和教育、城市设计等方面的内容。针对于城市规划的技术手段，他认为“对日常活动进行功能性的集中”和“对这些集中点进行有机的分散”这 两种组织方式，是使原先密集城市得以从事必要的和健康的疏散所必须采用的两种最主要的方法。因为，前一种方法能给城市的各个部分，带来适于生活和安静的居 住条件，而后一种方法能给整个城市带来功能秩序和工作效率。所以，任何的分散运动都尖当按照这两种方法来进行，只有这样，有机疏散才能得到实现。

格迪斯的学说：格迪斯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最早注意到工业革命、城市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通过对城市进行生态学的研究，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并揭示了决定现代城市成长和发 展的动力。他的研究显示，人类居住地与特定地点之间存在着的关系是一种已经存在的、由地方经济性质所决定的精致的内在联系，因此，他认为场所、工作和人是 结合为一体的。在他于1915年出版的著作《进化中的城市》中，他所以城市的研究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通过周密分析地域环境的潜力和限度对于居住地布局形式与地方经济体系的影响关系，突破了当时常规的城市概 念，提出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研究的基本框架。他指出，工业的集聚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造成了一些地区的城市发展显著的集中。在这些地区，城市向郊外 的扩展已属必然并形成了这样一种趋势，使城市结合成巨大的城市集聚区或者形成组合城市。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原来局限于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城市规划应当成为 城市地区的规划，即将城市和乡村的规划纳入到同一的体系之中，使规划包括若干个城市以及它们周围所影响的整个地区。
格迪斯认为城市规划是改革的重要手段，因此，城市规划要得到成功就必须充分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城市。他运用哲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观点，揭示了城市在空 间和时间发展中所展示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复杂性，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前要进行系统的调查，取得第一手的资料，通过实地勘察了解所规划城市的历史、地 理、社会、经济、文化、美学等因素，把城市的现状和地方经济、环境发展潜力以及限制条件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城市规划工作。 他的名言是“先诊断后治疗”，由此而形成了影响至今的现代城市规划过程的公式：“调查-分析-规划”，即通过对城市现实状况的调查，分析城市未来发展的可能，预测城市中各类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依据这些分析和预测，制定规划方案。

工业城市：工业城市的设想是法国建筑师戈涅于20世纪初提出的，1904年在巴黎展出了这一方案的详细内容，1917年出版了名为《工业城市》的专著，阐述了他的工业城市的具体设想。这一设想的目的在于探讨现代城市在社会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中的功能组织。
在这个城市中，戈涅布置了一系列的工业部门，它们被安排在河口附近，下流有一条更大的主干河道，便于进行水上运输。选择用地尽量合乎工业部门的要求，这也 是布置其他用地的先决条件。城市中的其他地区布置在一块日照条件良好的高地上，沿着一条通往工业区的道路展开。沿这条道路在工业区和居住区之间设立了一个 铁路总站。在市中心布置了大量的公共建筑。在市中心两侧布置居住区，居住区划分为几个片区，每个片区内各设一个小学校。居住区基本上是两层楼的独立式建 筑，四面围绕着绿地。建筑地段不是封闭的，不设围墙，它们互相组成为一个统一的群体。
戈涅的工业城市的规划方案已经摆脱了传统城市规划尤其是学院派城市规划方案追求气魄，大量运用对称和轴线放射的现象。在城市空间的组织中，他更注重各类设 施本身的要求和与外界的相互关系。在工业区的布置中将不同的工业企业组织成若干个群体，对环境影响大的工业（炼钢厂、高炉、机械锻造厂等）布置得远离居住 区，而对职工数较多、对环境影响小的工业如纺织厂等则接近居住区布置，并在工厂区中布置了大片的绿地。而在居住街坊的规划中，将一些生活服务设施与住宅建 筑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定地域范围内相对自足的服务设施。居住建筑的布置从适当的日照和通风条件的要求出发，放弃了当时欧洲尤其是巴黎盛行的周边式布局而采 用独立式布局形式，并留出一半的用地作为公共绿地，在这些绿地中布置可以贯穿全城的步行小道。城市街道按照交通的性质分成几类，宽度各不相等，在主要街道 上铺设可以把各区联系起来并一直通到城外的有轨电车线，所有的道路均植树成行。
在整个城市的规划中，戈涅将各类用地按照功能划分得非常明确，使它们各得其所，这是工业城市设想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这一思想直接孕育了《雅典宪章》所提出的功能分区的原则，对于解决当时城市中工业居住混杂而带来的种种弊病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线形城市：由西班牙工程师索里亚•玛塔于1882年首先提出的。当时是铁路交通大规模发展的时期，铁路线把遥远的城市连接了起来，并使这些城市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在各个大城市内部及其周围，地铁线和有轨电车线的建设改善了城市地区的交通状况，加强了城市内部及与其腹地之间的联系，从整体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按照索里亚•玛塔的想法，那种传统的从核心向外扩展的城市形态已经过时，它们只会导致城市拥挤和卫生恶化，在新的集约运输方式的影响下，城市将依赖交通运输线组成城市的网络。而线形城市就是沿交通运输线布置的长条形的建筑地带，“只有一条宽500米的街区，要多长就有多长——这就是未来的城市”，城市不再是分散在不同地区的点，而是由一条铁路和道路干道相串联在一起的、连绵不断的城市带，并且这个城市是可以贯穿整个地球的。这个城市中的居民既可以享受城市型的设施又不脱离自然，并可以使原有城市中的居民回到自然中去。
后来，索里亚•玛塔提出了“线形城市的基本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是符合当时欧洲正在讨论的“合理的城市规划”的要求的。在这些原则中，第一条是最主要的：“城市建设的一切其他问题，均以城市运输问题为前提”。最符合这条原则的城市结构就是使城市中的人从一个地点到其他任何地点在路程上耗费的时间阳少。既然铁路是能够做安全、高效和经济的最好的交通工具，城市的形状理所当然就应该是线形的。这一点也就是形形城市理论的出发点。在余下的其他纲要中，索里亚•玛塔还提出城市平面应当呈规矩的几何形状，在具体布置时要保证结构对称，街坊呈矩形或梯形，建筑用地应当至多只占1/5，要留有发展的余地，要公正地分配土地等原则。

现代城市设想：在关于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走向上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完全不同的是柯布西埃的现代城市设想。霍华德是希望通过新建城市来解决过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所出现的问题，而柯布西埃则希望通过对过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本身的内部改造，使这些城市能够适应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
柯布西埃是现代建筑运动的重要人物。在1922年他发表的“明天城市”的规划方案中，阐述了他从功能和理性角度出发的对现代城市的基本认识，从现代建筑运动的思潮中所引发的关于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构思。书中提供了一个300万人口的规划图，中央为中心区，除了必要的各种机关、商业和公共设施、文化和生活服务设施外，有将近40万人居住在24栋60层高的麻醉在大楼中，高楼周围有大片的绿地，建筑仅占地5%。再外围是环形居住带，有60万居民住在多层连续的板式住宅内。最外围的是容纳200万 居民的花园住宅。平面是严格的几何形构图，矩形的和对角线的道路交织在一起。规划的中心思想是提高市中心的密度，改善交通，全面改造城市旧区，形成新的城 市概念，提供充足的绿地、空间和阳光。在该项规划中，柯布西埃还特别强调了大城市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在规划方案的中心区，规划了一个地下铁路车站，在车站 上面布置了一个出租飞机起降场。中心区的交通干道由三层组成：地下走重型车辆，地面用于市内交通，高架道路用于快速交通。市区与郊区由地铁和郊区铁路线来联系。
1931年，柯布西埃发表了他的“光辉城市”的规划方案，这一方案是他以前城市规划方案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是他的现代城市规划和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认为，城市是必须集中的，只有集中的城市才有生 命力，由于拥挤而带来的的城市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改造而得到解决的。这种技术手段就是采用大量的高层建筑来提高密谋和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城市交通系统。
柯布西埃作为现代城市规划原则的倡导者和执行这些原则的中坚力量，他的上述设想充分体现了他对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通过这些探讨，逐步形成了理性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集中体现在由他主持撰写的《雅典宪章》（1933年）之中。他的这些城市规划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

空想社会主义城市：近代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源自于莫尔的“乌托邦”概念。他期望通过对理想社会组织结婚等方面的改革来改变当时他认为是不合理的社会，并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建筑、社区和城市。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欧文和傅里叶等人不仅通过著书立说来宣传和阐述他们对理想社会的信念，同时还通过一些实践来推广和实践这些理想。

《华沙宣言》（1981年）：1981年国际建筑师联合会第十四届世界会议通过的《华沙宣言》确立了“建筑-人-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并以此来使人们关注人、建筑和环境之间的密切的相互关系，把建设和发展与社会整体统一起来进行考虑。
《华沙宣言》强调一切的发展和建设都应当考虑人的发展，“经济计划、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共同目标，应当是探索并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包括了生理的、智能的、精神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各种需求，这些需求即是同等重要的，又是必须同时得到满足的。从这样的前提条件出发，无论对于怎样范围和性质的规划和设计，“改进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应当是每个聚居地建设纲要的目标”。将生活质量作为评判规划的最终标准，建立了一个整体的综合原则，从而改变了《雅典宪章》以来的以要素质量进行评价的缺陷和《马丘比丘宪章》对整体评价的忽视，并以此赋予了规划在具体处理城市问题过程中，针对城市的具体要求和实际状况运用不同方法的灵活性。“人类聚居地的各项政策和建设纲要，必须为可以接受的生活质量规定一个最低标准并力争实施”，建筑师和规划师的基本职责就是要在创造人类生活环境的过程中，为满足这样的要求而负担起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华沙宣言》继承了《雅典宪章》和《巴丘比丘宪章》中的合理成份并加以综合，提出“规划工作必须结合不断发展中的城市化过程，反映出城市及其周围地区之间实质上的动态统一性，并确立邻里、市区和城市其他构成要素之间的功能联系”。并沿用了《马丘比丘宪章》中的内容甚至是语言，认为“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但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包括规划的实施”，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强调了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工作更在于对规划实施状况的检测，从而“不沁检查规划的效果”， 这是与《马丘比丘宪章》颁布后理论界和规划实践者对规划实施过程的进步认识相关的。人们发现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重要的并不仅仅在于对行动初始状态的控 制，关键更在于行动过程中的连续的调节。而对于规划过程的整体，也就是相对于规划的编制和决策以及规划实施的管理而言，对规划后果的研究尤为重要。对规划 后果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出规划编制和决策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而且也是规划实施管理决策的依据。因此，在《华沙宣言》中，特别强调道：“任何一个范围内的规划，都应包括连续不断的协调，对实施进行监督和评价，并在不同水平上用有关人们的反映进行检查。”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城市规划才有可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全面的发展。
《华沙宣言》同样强调了城市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对于城市规划工作成功的重要性，提出：“市民参与城市发展过程，应当认作是一项基本权利。”规划师和规划部门并不能去限制这种权利的运用，而是应当通过其发挥而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有用工具。通过广大市民的参与，可以“充分反映多方面的需求和权利”，从而使城市规划能够实现为人类发展服务的职责。另一方面，只有公众参与了规划的编制和决策过程，公众才会对规划的实施具有责任感，才会真正地执行规划并将规划的实施作为其行为活动开展的决策依据。因此，《华沙宣言》对此进一步提出，为了达到规划的目的，“规划工作和建筑设计，应当建立在设计人员同有关学科的科学家、城市居民，以及社区和政界领导系统地不断地相互配合和共同协作的基础上”。
《华沙宣言》在强调人和社会的发展以及规划和建筑学科作用和职责的同时，尤为关注环境的建设和发展，强调对城市综合环境的认识，并且将环境意识视为考虑人和建筑的一项重要的因素。全球普遍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问题，自1960年 代开始，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严重关注，继之在全球兴起了环境保护主义浪潮，并将环境保护作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手段。在城市规划领域，从对景观美学 的重视开始，将交警或乡村特征引入到城市之中来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到对提供绿化用地和空间以及对发展建设的控制和资源的合理使用，并通过对自然系统的管 理来保证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延续，对环境的适当保护始终是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对环境问题普遍重视的1980年代，《华沙宣言》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并且进一步强调了对环境进行保护的思想在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针对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对物质环境的重视，该宣言首先沿用了《马丘比丘宪章》中的观点，提出“规划和建筑设计，应努力创造一个整体的多功能的环境，把每座建筑当作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项要素，能同其他要素对话，以完善其自身的形象”，目的在于营造一项维护个人、家庭和社会一致的生活居住环境，使各类聚居地中的居民能够真正地体验到一个连续的、有机的生活环境。这个环境并不是孤立的和自我完善的，而是与更为广大的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应当重视这些聚居地“与自然界和谐的平衡发展”。而且从生活质量作为一个总目标的角度出发，在《华沙宣言》中，环境的意义还要广泛得多，“重要的历史、宗教和考古区，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区，应该为子孙后代妥为保护，并且要同现代生活和发展结合起来。一切对塑造社会面貌和民族特征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必须保护起来”。《华沙宣言》的保护观仍然是建立在对发展的控制之上的，认为“必须确立有效的方法，影响和控制环境开发的过程，并在每一个水平和阶段上保证平衡”，并要求城市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防止环境继续恶化，并依照可以接受的公共卫生和福利标准，使环境恢复基本的完整”。

《马丘比丘宪章》（1977年）：70年代后期，国际建协鉴于当时世界城市化趋势和城市规划过程中出现的新内容，于1977年 在秘鲁的利马召开了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与会的建筑师、规划师和有关官员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大战后的城市发展和城市 规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演变，展望了城市规划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古文化遗址马丘比丘山上签署了《马丘比丘宪章》。该宪章申明：《雅典宪章》仍然是这个时 代的一项基本文件，它提出的一些原理今天仍然有效，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发展面临着新的环境，而且人类认识对城市规划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雅典宪章》的 一些指导思想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需要进行修正。而《马丘比丘宪章》所提出的“都是理性派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种种一切”。
《马丘比丘宪章》首先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并将理解和贯彻这一关系视为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马丘比丘宪章》摒弃了 《雅典宪章》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的思想基石，宣扬社会文化论的基本思想。社会文化论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而且这一变量并不能 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人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在考察了当时城市化快速发展和遍布全球的状况之后，《马丘比丘宪 章》要求将城市规划的专业和技术应用到各级人类居住点上，即邻里、乡镇、城市、都市地区、区域、国家和洲，并以此来指导建设。而这些规划都“必须对人类的各种需求作出解释和反应”，并“应该按照可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意义提供与人民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城市形态”。从人的需要和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出发，《马丘比丘宪章》针对于《雅典宪章》和当时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
《马丘比丘宪章》在对40多年的城市规划理论探索和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雅典宪章》所崇尚的功能分区“没有考虑城市居民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结果使城市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 确实，《雅典宪章》以后的城市规划基础上都是依据功能分区的思想而展开的，尤其在第二次大战后的城市重建和快速发展阶段中按规划建设的许多新城和一系列的 城市改选中，由于对纯粹功能分区的强调而导致了许多问题，人们发现经过改建的城市社区竟然不如改建前或一些未改选的地区充满活力，新建的城市则又相当的冷 漠、单调，缺乏生气。对于功能分区的批评，认为功能分区并不是一种组织良好城市的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而最早的批评来自于CIAM的内部，即Team 10，他们认为柯布西埃的理想城市“是一种时尚的、文雅的、诗意的、有纪律的、机械环境的机械社会，或者说，是具有严格等级的技术社会的优美城市”。他们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人际结合思想以及流动、生长、变化的思想为城市规划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60年代的理论则以杰克布斯充满激情的现实评述和亚历克山大相对抽象的理论论证为代表。《马丘比丘宪章》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提出：“在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并且强调“在1933年，主导思想是把城市和城市的建筑分成若干组成部分，在1977年，目标应当是把已经失掉了它们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联性，并已经失去其活力和涵义的组成部分重新统一起来”。
《马丘比丘宪章》认为城市是一个动态系统，要求“城市规划师和政策制定人必须把城市看作为在连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60年代以后，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在城市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直接改变了过去将城市规划视作对终极状态进行描述的观点，而更强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和动态性。在二次大战期间逐渐形成、发展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在50年 代末被引入到规划领域而形成了系统方法论。在对物质空间规划进行革命的过程中，社会文化论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批判，而系统方法论则从实践的角度进行建 设，尽管两者在根本思想上并不一致，但对城市规划的思想体系转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最早运用系统思想和方法的规划研究当推开始于美国1950年末的运输-土地使用规划。这些研究突破了物质空间规划对建筑空间形态的过分关注，而将重点转移至发展的过程和不同要素间的关系，以及要素的调整与整体发展的相互作用之上。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在运输-土地使用规划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思想和方法，经麦克劳林、恰得威克等人在理论上的努力和广大规划师在实践中的自觉运用形成了城市规划运用系统方法论的高潮。《马丘比丘宪章》在对这一系列理论探讨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作了进一上的发展，提出“区域和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这一过程应当能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在这样的意义上，城市规划就是一个不断模拟、实践、反馈、重新模拟……的循环过程，只有通过这样不间断的连续过程才能更有效地与城市系统相协调。

《雅典宪章》（1933年）：1920年代末，现代建筑运动走向高潮，在国际现代建筑会议（CIAM）第一次会议的宣言中，提出了现代建筑和建筑运动的基本思想和准则。其中认为，城市化的实质是一种功能秩序，对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政策要求有根本性的变革。1933年召开的第四次会议的主题是“功能城市”，会议发表了《雅典宪章》。《雅典宪章》依据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对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城市规划应当处理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的功能关系，并把该宪章称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大纲。
《雅典宪章》在思想上认识到城市中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因此，它强调“对于从事于城市规划的工作者，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发点的价值衡量是一切建设工作成功的关键”， 在宪章的内容上也从分析城市活动入手提出了功能分区的思想和具体做法，并要求以人的尺度和需要来估量功能分区的划分和布置，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指明了以 人为本的方向，建立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内涵。但很显然，《雅典宪章》的思想方法是奠基于物质空间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思想在城市规划中的实质在于通 过物质空间变量的控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就能自动地解决城市中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促进城市的发展和进步。这是《雅典宪章》所提出 来的功能分区及其机械联系的思想基础。
《雅典宪章》最为突出的内容就是提出了城市的功能分区，而且对以后的城市规划的发展影响也最为深远。它认为，城市活动可以划分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活动提出城市规划研究和分析的“最基本分类”，并提出“城市规划的四个主要功能要求各自都有其最适宜发展的条件，以便给生活、工作和文化分类和秩序化。”。 功能分区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主要针对当时大多数城市无计划、无秩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工业和居住混杂导致的严重的卫生问 题、交通问题和居住环境问题等，而功能分区方法的使用确实可以起到缓解和改善这些问题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过程来看，《雅典宪章》所提 出的功能分区也是一种革命。它依据城市活动对城市土地使用进行划分，对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突破了过去城市规划追求图面效果和空间 气氛的局限，引导了城市规划向科学的方向发展。

综合理性规划思潮：20世纪60年代，英、美等国家的城市规划出现了综合理性的思潮，其目标就是采用科学技术来使城市规划更加合理，而城市规划的价值取向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也就是 在面临多重目标选择的情况下，为决策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及规划目标与其他待选目标之间结果预测的分析比较，从而更好地辅助决策过程。
综合规划的理论基础是系统思想及其方法论，也就是认为，任何一种存在都是由彼此相关的各种要素所组成的系统，每一种要素都按照一定的联系性而组成在一起， 从而形成一个有结构的有机统一体。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执行着各自独立的功能，而这些不同的功能之间又相互联系，以此完成整个系统对外界的功能。在这样的 思想基础上，综合规划通过对城市系统的各个组成要素及其结构的研究，揭示这些要素的性质、功能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全面分析城市存在的问题和相应 对策，从而在整体上对城市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这些方案具有明确的逻辑结构。综合规划的目的在于引导城市有序地发展以此来保证城市居民的健康、安全、公共 福利、舒适的生活以及其他的社会经济目标，因此，规划就要组织和协调城市中各类组成要素之间的综合关系，尤其是它们与城市的土地使用和各项市政设施之间的 关系。综合规划的特征在于它的综合性、总体性和长期性。
从思想基础上来看，综合理性规划的本质就是将逻辑实证主义运用于规划中，理性的含义即为实证知识加工具计算，因为通过客观实证和数学计划得来的结果是可靠的、并且普遍适用的，变化不定的社会知识和个人经验则遭到摒弃。在20世纪50-60年 代，西方规划界的理性规划概念几乎等同于城市模型的运用，通过实证知识来选择价值，而规划师的任务就是为模型计算提供选择要素。同时，这种思想在城市规划 教育方面也改变了长期以来的物质环境设计的训练，更加重视规划方法，它广泛吸收了哲学和政治学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决策科学，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新分 支。

区域规划理论的发展：城市是人类进行各种活动的集中场所，通过各种交通和通讯网络，使物质、人口、信息等不断从城市向各地、从各地向城市流动。城市对区域的影响类似于磁铁的场效 应，随着距离的增加，城市对周围区域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并最终被附近其他城市的影响所取代。每个城市影响的地区大小，取决于城市所能够提供的商品、服务及 各种机会的数量的种类。一般地说，这与城市的人口规模成正比。不同规模的城市及其影响的区域组合起来就形成了城市的等级体系，这就形成了城市体系的概念。 有关于城市体系的研究，起始于格迪斯对城市区域问题的重视，后经芒福德等人的努力而至1960年才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而得到研究。格迪斯、芒福德等人从思想上确立了区域城市关系是研究城市问题的逻辑框架，而克里斯泰勒于1933年 发表的中心地理论则揭示了城市而已之间的现实关系，吕士从企业区位的角度以纯理论推导的方法完成的不同等级市场区中心地数目的研究，揭示了城市影响地域及 相互作用的理论形态。贝瑞等人结合城市功能的相互依赖性、城市区域的观点、对城市经济行为的分析和中心地理论，逐步形成了城市体系理论。贝瑞认为，城市应 当被看作为由相互作用和互相依赖部分组成的实体系统，它们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研究，而且它们也可以被分成各种次系统，而任何城市环境的最直接和最重要 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由其他城市所决定的，而这些城市也同样构成了系统。现在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完整的城市体系分析包括了三部分的内容，即特定地域内所有城市 的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城市规模上的相互关系和地域空间分布上的相互关系。城市职能关系是依据经济学的地域分工和生产力而已学说而得到展开；不同城市在规 模上的相互关系则符合“等级-规模分布”关系；而不同城市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则被认为是遵循中心地理论的，并将这一理论看作是获得空间合理性的关键。
区域是城市存在的基础，是城市的腹地，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现代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必须依赖于广大的区域的支持才能维护和发展下去；同时，城市又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地。区域规划奠基于格迪斯和芒福德等人的理论努力。纽约在1920年末1930年初进行了一系列区域研究，以解决就业与住房问题为主要目标，通过交通风格和聚居地的分布和组织，开创了早期区域规划的实践。前苏联在其社会经济制度的推进下，从1920年起所施行的第一次五年计划、俄罗斯电气化计划以及有关于经济区划的理论研究，以及随后的以人口再分布为核心的居民点网络规划，都对世界范围的区域规划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起了推进的作用。而美国在1933年开始实施的田纳西河流域规划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则为区域规划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1950年以后，在经济学界和地理学界的推动下，欧美学者在对区域经济发展所进行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有关城市区域发展的综合性理论，使空间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得到了统一，并由此而新兴起“区域科学”这样一个学科群，为城市和区域规划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来源 | 城市规划博客，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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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结论为何有差别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有关专家指出，目前双方在监测手段、监测设备、计算方法等方面差异不大，但核心问题是双方的空气质量评价标准不一样，由此得出的空气质量的好坏就不一样，这也就是“双方PM2.5小时浓度差异不大但得出不一致结论”的原因。
事实上，经过近两个月的比对监测，美领馆和上海正在正式运行的两个监测点位的PM2.5平均浓度基本一致。
由于美国总领事馆只监测其在淮海中路办公点的PM2.5，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束炯还对美国总领事馆空气监测设备、数据的专业性等提出质疑，认为一个监测点的数据并不能代表整个上海的空气质量。此外，以美国的空气质量标准来评价上海的空气质量也是不妥当的。
对此，美国总领事馆也在其网站上强调，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分析是无法通过单个监测仪得到的，美国的空气质量指数也和中国的不一样。

上海不“鸵鸟式”回避
上海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上海的PM2.5工作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目前正在加快完善现有国控点PM2.5监测设备和发布系统，将分阶段发布PM2.5监测数据和AQI指数。在PM2.5监测上，上海不做“鸵鸟式”的回避，将第一时间把上海环境状况客观、及时、科学、准确地向公众反映。
同时，在空气质量治理上，上海也有紧迫感，将加快对PM2.5的治理，尽量缩短治理过程。

监测方法一致标准不同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和美国计算PM2.5对应AQI的方法一致，均为分段插入法，但由于两国执行的标准不同，对应计算出来的AQI也有很大差异。 比如，假设某天的PM2.5日均值为35微克/立方米时，按美国标准计算得到的AQI为51-100区间，相应的空气质量为中等；而按中国现行标准计算，得到的AQI为0-50区间，相应的空气质量为优。但当PM2.5日均值超过150微克/立方米（对应的AQI为200），双方计算得到的AQI一致。 上海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形象地打了个比方，相当于孩子考试得了80分，在中国可能算考得一般，而在有的国家就算是不错的分数。 因此，中美评价标准不同，决定了得出的空气质量好坏的结论不一致。

美方标准目前比中国高两个阶段
虽然近两个月的监测表明，美国总领事馆和上海环保部门对PM2.5的监测结果基本一致，但由于评价标准的不一致，导致从PM2.5得出的空气质量指数存在较大差异，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网站上也特别提到这一点。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有关专家指出，造成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执行的标准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指导值第三阶段标准，而中国则相当于第一阶段标准，才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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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国亮，2012-5-11晚于甘肃•渭源；原载于http://user.qzone.qq.com/47036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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