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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拆完之日,就是城市丧钟敲响之时

时间: 2016-02-17 作者: admin09 分类: 规划实务 评论: 0 阅读:3,725

最后一只靴子即将踩下。年假刚过,郑州北环城中村的五十万郑漂就要被迫搬家。根据郑州市政府的规划,这些四环内的城中村均属于棚户区改造范围,拆迁改造工作已全面启动。

对此,我似乎已审丑疲劳,无话可说。该说的事实,很多人已经说过,但拆迁和郑漂却成了当地媒体一个敏感词,只能感伤和回忆,不能质疑和反对;该做的抗争,以贾灵敏、朱孝顶为代表的拆迁户和维权律师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结果却是贾灵敏被判四年,朱孝顶被全面调查;该讲的道理,外地媒体的不少评论也已经阐述得很透彻,但他们却充耳不闻,铁了心要拆完为止。

那,言说还有没有必要?很多人会想,既然挡不住,那还不如不说、听天由命呢。想到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话,他在《论七七宪章的意义》一文中说到,“这不仅是一场政治危机,还是一场道德危机”,因此,“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我们做一件事,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只是因为,我们坚信这样做是对的。”

一、中国的城市村是全球最好的“落脚城市”

责任先是在看清真相上。考察城中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需要用多个学科的视角。“落脚城市”,就是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和视角,是由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提出。

所谓“落脚城市”,是连接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纽带,也是农民(移民)变市民的中转地带。它不是失败者的聚集地,而是起步者的落脚地。作者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一书的序言中写到,“这是贫穷人口迁入富庶生活的过渡地区,明日的中产阶级诞生于此,下一代的梦想、社会运动与政府也都在此打造而成”。

相比只从土地性质上定义的“城中村”、“都市村庄”,或者官方口中的不论其实际建筑质量便一概将其污名化的“棚户区”,甚至一些媒体上横向比较居民目前生活水准得出的“贫民窟”,“落脚城市”这个称呼,可以让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认识“城中村”的价值,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一座城市的发展。

从全球来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引擎。“落脚城市”既能帮助城市生长、运转,又能提高农民收入。城市需要农村补充新鲜血液,这些农民工、刚毕业的农村大学生到城市后,刚开始的收入普遍不高,只要有个地方可以落脚歇息、不用花太多钱就行,很难苛求居住环境,“城中村”恰好能满足这一需求,在人口密度高、人流量大的地方,还能做个小本生意。

他把发起和签署《七七宪章》看成是一场道德觉醒活动,鼓励人们克服后极权时代的恐惧,挺起胸膛做一个“大写的人”,以此为基,才能构建一个美好社会。仔细想想,中国的拆迁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人意识到这是不对的,只因身单力薄,便懒得发声,甚至懒得关注和思考,但“活在真实(真理)中”,戳破谎言,本身就有一种力量,这也是“无权者的权力”。

毕竟,不管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还是建设一座好的城市,只凭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道德,还需要人心。而野蛮拆迁城中村,就是失心丧德之举。官方和民间,都有相应的责任。

《落脚城市》一书讲述了多个国家城市的案例,相比国外那些城市的贫民窟,中国特色的城中村算是相当成功了。

一是流动性高,这是衡量一座“落脚城市”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在很多国家,用一代人的时间能够搬离就算成功了,而中国的城中村,想在城市扎根的年轻人,往往只需几年便可购房。

二是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房间内水电网齐全,还有便利的公共交通,其居民能融入到整个城市的经济体系中。

三是城中村多是商住两用,得益于居住人口的高密度,一二楼的门面店生意多很火爆,其经济规模堪比西部的小县城。

四是居住条件虽然比不上城市的住宅小区,但比多数国家的移民社区已好得太多。

五是居民安全有基本保障,村内多有路灯,多数村庄还设有警务室,很少看到村庄明显的被黑社会所控制。

六是得益于国人世俗化的热点,没有很多国家的移民社区常见的种族和宗教问题。

七是产权比较明确,村民多是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楼,不像很多国家的移民在公有土地上搭建,属于违章建筑。

八是城中村的弹性比较好,很多国家的移民是无路可退,在城市经济不振时会有大量失业人口,滋生社会问题,而城中村的多数居民多能退回农村,生计有基本的保障。

一言概之,中国的城市虽然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但中国的城市村却是全世界最好的“落脚城市”。遗憾的是,多数城市并不懂得珍惜,甚至很多民众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城中村的价值。
二、城中村拆迁改造,必须要以现行法律为底线

年前郑州强拆医院引发媒体哗然,有人用“活人不惧,死人不忌”来形容,其实在城中村拆迁过程中更是如此。现行法律,不管怎样都应成为政府行为的底线,但他们却统统给拆迁让路了。

去年年初,朱孝顶律师等人在微博上公布了《郑州拆迁模式调查报告》,在走访调查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一、郑州城中村拆迁所依据的郑州市政府和郑州市委文件,有违《土地管理法》之嫌。

依据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土地计有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类所有权。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建设项目必须使用国有土地,而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应由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但郑州市的相关文件,却直接确定了“将城中村土地直接按国有土地登记……经核算后形成的土地出让收益由市区政府按6:4分成。”

二、政府主导的拆迁指挥部囊括人大政协公检法,涉嫌违反宪法中确立的政治伦理。

“一府两院”均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但在郑州拆迁上却全被行政机关所统率。郑州市的一些文件中写明指挥部人员构成,其中包括人大、政协这样的权力机关和参政议政机构的成员,还包括公检法的官员,连文物局、教育局的官员也赫然在列。

三、国家级新农村示范村被拆,涉嫌违反《循环经济促进法》。

金水区马头岗村曾因军用机场建设被拆迁,后全村整体搬迁到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的乡村豪华别墅。李克强、曾庆红等人都曾来此视察,高度赞誉。但就连这样的村子,仅仅使用了十年,就被当成棚户区强行拆迁,一些老人只得住在菜地简易的窝棚里。《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政府应采取措施,延长建筑使用寿命,除为公共利益需要,不得决定拆除。

四、拆迁改造公文的数据自相矛盾,涉嫌造假。

例如金水区寺坡六里屯拆迁改造项目被征收户数和建筑面积,金水区政府给出的是1336户、87360.33平方米,郑州市房屋征收办公室给出的是1419户、111200平方米,而金水区政府的信息公开答复则是1501户、135400平方米,那这些数据为何会有差异,哪个是真的呢?其他村子呢?

五、1590次报警仅拿到115个受案回执和两个立案通知。

据他们对郑州96位拆迁户的调查,他们共有1590次报警,内容涉及打砸门窗、泼粪、泼机油、恶意断水断电、非法跟踪、殴打等,但仅拿到115个受案回执和两个立案通知。而媒体集中报道过的暴力强拆,未见有一起得到侦破。这还不包括很多认倒霉、没有报警的暴力事件。人民警察本应为人民撑起保护伞,但现在他们的作为,又保护了谁?

六、几乎所有城中村改造项目都存在非法施工。

惠济区下坡杨村、二七区齐礼闫村等都曾存在无证施工,即便郑州城乡规划区下达了《责令停止建设决定书》,施工仍然照旧。

七、郑州城中村贪腐现象普遍、

2014年12月29日,媒体以此为题报道省委巡视组的通报,金水区马头岗村、中原区冉屯村、上街区左照村等都有村民在实名举报。

这些质疑,需要得到回应。如果城中村改造这样带病前行,谁还会相信这样的改造是为了村民的利益、是为了城市的发展?可能,他们也不在乎大家是否相信,如何质疑,拆,就是了。
三、城中村改造规划,必须要有真正的公众参与

并不是说所有城中村都不该拆,都不能拆,但问题是,拆迁必须要遵守法律程序,尊重几十万村民的主体地位,他们有决定权;要有真正的公众参与,听取更多城市居民的声音,尤其是在城中村居住着的上百万的郑漂族,他们有建议权。城中村拆迁是被政府规划的结果,但政府规划也有好坏之分、高下之别,并不是说像天条一样无可置疑。

规划学经典著作《明日之城》中提到,城市规划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的西方国家,主要目的是解决当时城市的公共问题,如卫生、交通、教育等。发展过程中有两个脉络可循,一是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相关,遵循社区自治的传统,以民众利益为旨归,不只是要采取一种非同一般的建筑形式,而是要以此为基础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多数西方学者都在此列。二是与城市美化运动相关,服务于权力审美,用于纪念和展现资本的力量和权力的荣耀,这是“一种关于华贵、权势的符号性与表现性的工作,与广泛性的社会意图无关(甚至与之相敌对)”。

对城中村的改造,遵循的就是后一种脉络,从将其贴上“脏乱差”的标签、污名其为“棚户区”就可见一斑。具体到郑州城中村拆迁中,先不说村民在安置之前的补偿是否合理(很少见到补偿原有的过渡期租金收入),也不说由此导致的租户房租上涨,单纯只是租户和商户搬家的费用,临时通知、限期搬离导致的时间损失,何时有过补偿?所以雅各布斯才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不留情面的批评这种现象,“这不是对城市的改建,而是对城市的洗劫”。

城市规划的兴起原本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但如果不考虑其中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生态,只是一味追求建筑的外表和质量,那不但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而会制造问题。郑州一位拆迁户曾向我抱怨,我们在城中村里生活得好好的,啥都不干一个月都能有几万块钱的租金收入,不给政府添一分钱的麻烦,他们为啥非要去破坏我们的生活?这既是户主的抱怨,也是租户的心声。

如果说非要对“落脚城市”做啥规划,在我看来至少要有五个流程;一是专家论证,公开讨论,以防止请伪专家做伪论证混淆视听;二是公众参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三是业主(村民)决定,专家讲得再好,公众说得再多,政府许诺得再美,最后都要以产权所有者意见为准;四是动态规划,试点先行,以便及时收集反馈,总结教训;五是依法办事,法律在任何国家都应是底线,但在一些城市的拆迁过程中,却成了最高要求。

规划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自己当成上帝,而忽略了利益相关者的客观存在和真正需要。雅各布斯说,在规划中缺乏研究,缺乏尊重,会让城市成为牺牲品。在我看来,这还会让居民成为陪葬品。政府的折腾,哪怕是出于好意,都可能会让落脚城市丧失造血能力,会中断城市的新鲜血液供给,使之生机不再,更别说一拆到底了。

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座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丑到美,都是需要一个时间、一个过程的,市民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是如此。“落脚城市”不是城市发展的最终形态,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渡形态,只要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不中止,那“落脚城市”便会长期存在。伟大都市的共性之一,便是拥有成功的“落脚城市”。

《落脚城市》一书中提到,西班牙虽然不是移民国家,但对待落脚城市的经验却可借鉴。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巴萨罗那,在19世纪时曾被公认为是欧洲最肮脏的城市,绝大多数居民都住在贫民窟中。当时这些落脚城市受忽视的状况甚至比巴黎还要严重,也使得这座城市成为革命、暴动的温床。

规划师厄尔德方斯·西尔达看到这一点,在20世纪初期时,他规划了具有艺术风味的埃克萨潘区,也使得巴萨罗那成为最早将落脚城市纳入规划的地方。如今这里已成为旅游胜地。

加拿大多伦多也有一些成功的“落脚城市”,松克里夫公园便是其中之一。这里虽然离城市中心有段距离,但交通十分便利;政府还会补助一些门面店,目的是让这些移民获得基本的商业训练;这里虽然存在种族聚集,比如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都在公寓中各自盘踞了几层,但却有助于他们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网络;这里有一所大型小学,还有租金低廉的商业区,社区办公室还会提供多种语言的教程、文化适应等方面的协助……调查显示,这里的居民对生活都有着极高的满意度,而且顶多用一代人的时间,便能搬离这里。

中国城中村成功之处在于,很多人不需要在城中村生活一辈子,才能指望下一代搬离,而是只需要在里边住个三四年,就会搬到小区,或者自行买房,他们只不过需要一个临时的落脚之地。

但现在,中国的城市连最起码的落脚之地都不给他们,连一个参与奋斗的机会都不想给外来人,还想着让他们买房,“一亿农民工进城”,给房地产行业兜底,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城中村拆完之日,就是城市丧钟敲响之时。这句话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在于政府权力的专横,民众权利的孱弱,使得一座城市建基在文化和道德的沙土之上,只能有表面上的光鲜,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二在于当一座城市不尊重外来人口的需求,就难以获得新鲜血液的供给,在出生率不断下滑的今天,终将难以为继。当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城镇化就无从谈起。

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同样,数百个城中村被一指即没,上百万郑漂族被赶来赶去,几十万原居民失去家园,上千处文物毁于建设,人们虽然还能勉力生存,但不再有生活的尊严。这个城市,也因几个官员和几份文件,再配不上任何祝福和赞誉。

文:韩青,公益人,评论人。

声明:本文由城乡规划博客(ChinaUP.info)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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