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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规划之父:全球搞城市规划条件最佳在新加坡,其次中国

时间: 2015-12-04 作者: admin09 分类: 规划实务 评论: 0 阅读:1,264


在中国持续了数十年的“学习新加坡热”,在诸多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烙印。直到今天,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与治理经验依然是中国努力学习的重要样本,来自不同城市的规划者与决策者络绎不绝地南下取经。

是什么让这个原本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棚户区林立,连饮用水都要由马来西亚提供的贫穷渔村,成为如今人文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交通井然有序、住房自有率超过90%的花园城邦?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新加坡高瞻远瞩的城市规划。近日,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原建屋局局长、原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77岁高龄的刘太格博士,在狮城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讲述了新加坡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背后的奥秘,并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现存问题给出了建议。

“每个城市都有希望改变、改善,你越早下决心,花的成本就越低。新加坡为什么能够相对富裕?我们一开始就下决心做合理的事,所以几乎没花什么冤枉钱。中国现在要改善大城市的现状,当然要花相当一部分钱去处理,如果现在不处理,以后的问题会更严重,花的钱也会更多。”刘太格说。

高密度建筑城市规划秘诀:仿效西方棋盘

开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世界花园城市”新加坡历来是现代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经典案例。更令中国效仿者欣喜的是,这一样本看起来是如此具备现实吸引力和参考价值:新加坡的总面积约718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北京的4.4%,还不及中国一个较小的地级市。总人口约547万,人口密度约为7600人/平方公里,是北京的5.8倍。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罕见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基础设施完善,吸引外资能力一流。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探访新加坡的数天内,曾于早中晚多个出行高峰时段乘车穿梭其中,即使在中央商区,也几乎没有遇到堵车。由于绿色植被覆盖率高且层次丰富,建筑错落有致,作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新加坡丝毫没有许多大城市“标配”的压抑感。

仅从国土面积上看,新加坡是地地道道的小国。即便如此,规划者依然将全国划分出5个100多万人口的片区。5个片区之下再分割出25个卫星镇。各级中心依据人口规模和布局配置了相应等级、规模和功能的商业、学校、医疗、交通等设施,民生问题基本能就近解决,极大地减少交通出行。对于中国的超大型城市,刘太格曾提出类似的“星座城市”理论,也正是源于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新加坡建筑密度很高,不过我们做规划的时候做了巧妙处理。我讲一个新加坡的巨大秘诀,那就是我们在处理高密度建筑时,是拿西方的棋盘作为参考。”在刘太格口中,新加坡城市规划的思路清晰明了,“西方棋盘就是黑白相间,黑的我们就当作高密度的住宅或是写字楼,白的就是公园、广场、不能太高的商场和体育场所等等。所以感觉没那么压抑,经常能看到天空。”为了研究高楼密度是否有最上限,刘太格坦言自己还在找心理学人士帮忙。

在刘太格看来,判断高楼成不成功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不看得到天空,二是电梯设计管理好不好。“现在新加坡人住在高楼里完全没顾虑。系统每5秒钟扫描一次,上万部电梯,哪一个有问题,建屋发展局都比居民提前知道。”

早在建国之初,新加坡政府就制定了建设花园城市的目标。在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他们提出了人均8平方米绿地的指标,并要求在住宅前均要有绿地。若是建筑物前的绿地不足,也会在各个楼层插缝绿化,或是在楼顶建花园。

除了绿道串联、建筑高低错落,新加坡的空间环境处处体现出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在保留多重文化传统的历史街区之余,在城市中心,新加坡政府很强调建筑创造的艺术性,鼓励引进国际建筑大师设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走在新加坡街头,经常可以看到成片该国用以实现“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政府组屋,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建筑风格完全一致。整齐划一之中,愈加凸显穿插其间的商业建筑多元的形态之美。

 “在新加坡,最高领导不是总理,也不是总统,而是真理。”

对于全世界而言,五十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新加坡这个年轻的国度而言,在已故“国父”李光耀带领下的五十年,其从一个一无所有的脏乱差小岛,变成了一个活跃成功的经济体。作为地理位置特殊的小国,实用主义和忧患意识贯穿新加坡的发展史,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其城市规划上。

1969年,刘太格回到新加坡加入建屋发展局工作时,参与规划的新加坡城市发展年限是一百年。在远期规划基础上再做中期规划,做完中期再做近期规划。也就是说,概念式的长期规划已经敲定了大方向,在此基础上不断精细化,才能相互衔接,环环相扣。“为什么要分开做?比如你把15年的规划敲定了,最近15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分期开发,基础设施可能就是到处乱投。结果就是成本无谓增加。这也是我们打了一个经济算盘。”

在提及新加坡成功经验时,人们往往对新加坡“以经营企业的理念来经营国家”津津乐道。投资-收益,刘太格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了这组词。在他看来,若要追求可持续发展,那每做一个投资,就要考虑收益,“我们会把土地先留下来,比如一个三车道,我们会先做两车道,等车流量增加了再做三车道,要是再增加,才变立交。都是当作生意来做的。”

规划的时间跨度太长,如何确保其执行与实施?除了高度法制化,刘太格多次强调了领导意志与素质的重要性。“以李光耀先生为榜样,他们每次处理问题都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才做决定,而且是非常客观的决定。我经常对外来朋友说,在新加坡,最高领导不是总理,也不是总统,而是真理。总理和总统都要尊重真理。”

尊重真理所折射的,是充分尊崇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过去做政府公务人员的时候,要是上级领导出于对某个问题不了解而非故意,要我做我不同意的事,我就当面和他说,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基本上百分之百都能说服对方,而且不用费劲,因为我们的最高领导不是他们,而是真理。”刘太格回忆说,上级领导并不会干预技术问题。通常都是确定一个方向,但不对具体操作指手画脚。如果需要上级从政策法令、财务上提供支持,在事先提出要求的前提下,对方也会做到。

“80年代初,他(指李光耀)写给我一封信,要求在两三年内,把所有还没有拆迁的棚户区居民全部拆到公用住宅里,就一句话。他没有说我要你先拆这个再拆那个,没有这些。这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我们就按专业能力去制定计划。坏处就是,你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你的职位就保不住了。”刘太格充分肯定了这一制度,以及与政治领导之间理智化、健康的关系。

当然,以上等式成立的重要前提是,要汇集一群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建国之初,新加坡国内人才缺乏,于是聘请联合国高级专家编制了高起点、高标准、覆盖全境的概念性发展蓝图。“我们还有个好习惯是,请外国人来,让他们和本地工程师、建筑师、规划师对接。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就把他们的经验留下来,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都是世界水平。”

推行政策过程中,或多或少必然会遭遇民意的抵抗。遇到市民的抱怨,刘太格通常的态度是,“小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在分析之后做出决定,以非常尊敬的态度把道理说给他们听。几乎百分之百的事件我都能过关,他们都能接受。所以不要把他们当成弱智的人,而要把他们当成很聪明的人。”

 “全球搞规划和城市发展条件最佳的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国”

迄今为止,刘太格已给近40个中国城市规划项目做过顾问,也发现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中的诸多通病。很重要的一点是,新加坡和刘太格本人引以为豪的长期规划在中国并不受欢迎。

城镇化势不可挡。早在多年前,刘太格就提出中国政府应对大规模城镇化制定长久的规划。“假如说在今后的30年或者50年里,中国总人口的80%要到城市里面去,那么这些城市是不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一般在我中国工作的时候,总是建议他们做一个到2060年或者2070年的规划方案,先预测未来的人口会增加到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现实依然骨感。“现在是2015年末,你们国内很多方案是做到2020年。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你们国内做的方案起码是2050年,多数是在2070年。但如果你和他们说要做百年的,我看领导们也没有兴趣。”

刘太格还提出,城市规划的“基本功”比“性感”更重要。“现在中国规划界我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很多新的、荒唐的道理,听起来高度性感。因为性感,大家就想做。但这个道理到底正确不正确?多数人搞不清楚。等这项工作做完,20年之后发现不可行的时候已经浪费了很多钱、牺牲了很多人的生活质量。我今天和你们说的理论一点都不性感,所以他们不一定会接受我的理论。但这是良药苦口。”

他认为,中国是最具备条件采纳新加坡城市规划制度和模式的。“我经常和你们国内的领导说,今天全球搞规划和城市发展条件最佳的当然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为什么呢?首先中国重视发展也重视规划,在规划方面投入了巨大资金,只是规划做得不好。中新两国的共同点在于,都可以比较强势地实施土地规划。“但区别是,新加坡是高度法制化的。还有一点和你们国内类同,我们的土地70%是国有的,这很关键。在日本就不可能,如果要建快速路、盖公共住宅、建污水处理厂,每个项目可能要和业主谈5年、10年,才能够说服他们,甚至征收土地都有问题。”

基于两国间的这些共同点,刘太格称,第一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第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势,“你们就没有借口说你们的城市不可能做好了。”

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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