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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想不清楚就留白

时间: 2015-07-29 作者: admin09 分类: 规划实务 评论: 0 阅读: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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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许多中国都市的布局和治理理念,从这里启蒙。然而到了今天,上海也先人一步面对渐成老城的困惑。
对今时今日的上海来说,我们的城市更新面临何种挑战?又有哪些新思路?
拥挤的市中心、不同历史阶段叠加的功能,分布在逼仄的空间里;休闲缺少余地,城市功能的发展也缺少施展的舞台……于是,“城市更新”这个词汇被频繁地提及。5月1日申城正式实施 《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告别大拆大建,一个以土地存量开发为主的新时代来临了。
就在近日,中外建筑规划名师云集上海,出席“2015金汇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评审会”,以奉贤区金汇镇为标本,探讨怎样的更新规划方案更好。在评审过程中,专家们对当下的城市规划进行了把脉,为城市更新提出了一些新思路。
高下之别就在留白
著名建筑学家邢同和,是此次评审会的5位评审之一。记者专访刑同和时,他把当代城市规划的高下之别,简单概括为两个字——留白。想不清楚怎么做,就留白,留给未来、留给子孙后代去发展。“正是因为过去规划总是做满,所以今天的更新才会显得艰难。”
不约而同,许多学者也提出相似观点。
身处什么样的时代非常重要。2015年,人们对城市的期望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假设回到2005年、1995年,那时候大家对城市的评判是完全不同的。2015年面临的问题比2005年要严峻得多。”清华大学建筑师周榕这样形容。周榕所说的“严峻”源于很多层面:首先,中国的世界地位不断提升。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和更新,可能不再愿意照搬西方观念、西方经验。我们自己要成为探路者和摸索者。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进入一个新常态。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城市更新,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是摆在今天的一个难题。
再者,今天的中国面临新技术的发展、社会空间的重组。周榕说,他的课题组最近在北京二环和三环之间做调研,发现二环路、三环路之间成为一个“衰落的环带”,比如网络购物,导致市中心大量的商业综合体缺少人流,原有的城市商业、城市活力在衰退。部分城市区间开始衰败。
“互联网的发展,对城市规划的挑战非常巨大,而中国传统的城市结构和规划方式,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规划好一个统一的空间,应变能力非常弱。我现在对这样一种传统的城市规划方法表示怀疑。”周榕说。
没有人可以准确判断,未来的五到十年会发生什么。现有的空间手段,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有效的,但是却在今天非常短的时间内,逐渐失效。
“清晰”也会成为障碍
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特别是法国,发现面对城市的更新,有一个难题:传统的规划,讲究清晰的结构,清晰才能控制、管理城市的发展。但时代在转变,欧洲人对城市的认知和感受也在转变,法国开始反思,究竟规划能不能做到清晰?它和今天中国特大城市的情况有点像。
那时,欧洲经济在二战之后,进入新的蓬勃发展期。经济富裕,欧洲人对休闲有了更高需求。之前的欧洲城市注重生产,但后来觉得,休闲也是重要目标。城市究竟是生产性要素居多,还是消费性要素居多,在那个年代开始转折。一个为生产性城市量身打造的规划,如何适应消费型城市的需求?上海同样走过从工业重镇到消费城市的转折,所以上海的旧厂房、工业区,今天也同样面临困惑。
一位设计师认为“清晰”这两个字,对城市设计是一种障碍。每个人都非常期盼一个美好、理想的空间。但初衷很好的计划,在时间的洗涤下,最后可能面目全非。清晰的规划真的有必要吗?能实现吗?会不会变成城市发展的未来障碍呢?可能今天的最佳方案,仅仅过了几年就变成一个包袱。建筑师怎么应对,规划师怎么应对,甚至城市的管理者怎么应对未来的剧变,这是当下城市更新面临的严峻挑战。
规划专家张佳晶说得更加直白:“完整的规划是做给上面看的,不是从身处其中的人的尺度来看的。”在无解的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都会做一个貌似完美的规划,来换取一些土地指标,以此推动经济发展。
“我给的建议就是留白。3平方公里可以只规划1平方公里,15平方公里可以只规划5平方公里,大量留白和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市对未来的适应。”
先留白,再一点点地更新、阶段性地更新,这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不要“飞来”的家园

1961年,一位美国记者以“外行人”的身份,出版了一本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名叫雅各布斯的外行,用连篇累牍的絮叨,颠覆了以往的城市规划,也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发展方式。
她开宗明义地先提出一个问题:这是谁的城市?
今天上海的城市更新,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吸引谁?吸引上海本土人士,还是吸引更多外来人士、新上海人?如果这里待的更多是老人,那么更新的公共设施、街道和广场,应该为老人服务,更多考虑发展养老产业。如果想吸引更多白领,那么规划更新又该是另一番景象。
雅各布斯喜欢在大街小巷穿梭,她洞察到美国大城市正面临着某种灾难。当人家呼吁清除贫民区时,她却提出增加城市人口多样性; 当人家说应该拓展城市空间时,她却觉得要把城市变得更密,形成一种其乐融融的“混乱”。她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保留街道上琳琅满目的小店铺,增加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 她论述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邻里有着正常交往,对社区有着强烈认同;她还说交通拥堵未必全是汽车多引起的,而是城市规划将许多区域生硬地隔离开来,让人们不得不依赖汽车……雅各布斯注视的正是那些鲜活的人,而非冰冷的建筑,所以她看到了专业建筑师往往看不到的东西,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和人的尺度。
“设计一个梦幻城市很容易,然而建造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则煞费思量。”雅各布斯的这句名言,至今都启发着中国的建筑规划者们。
邢同和在金汇方案开始评审之前,就悄悄告诉记者,他最担心的是,为了规划而破坏这方土地原有的肌理、原有的传统文化。好在方案中,有人真的反复提及,这里原本的肌理是“水系发达”。金汇镇有很多特性不能忽略,它反映了上海周边小城镇的典型面貌和江南水乡风景,比如密集的河道,优雅静谧。街道的小店铺鳞次栉比,比起市中心,这里的商业更富有人气和活力。如何保留这里原本的民风民俗和历史建筑,而非完全更新成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镇,确实让人颇费思量。
这种思量,有时候在长官意志下只能作罢。5位评审之一的瑞典生态城市概念发起者乌尔夫举了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例子。
乌尔夫是“共生城市设计”的鼻祖,近几年,他频频造访中国,参与中国不少城市的项目方案。他对记者说,自己就遇到过一个规划,本来他依照当地发达的水系分布,尊重传统肌理做了设计,但当地政府十分喜欢欧洲的大河大湖,最终规划抛弃原来的河道水系和风土人情,而是硬造出来一个硕大的人工湖。
“不尊重本土文化,采用‘飞来’的设计,造出一个‘飞来’的家园,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会觉得,这里很陌生,不再是自己的家园了。”一位与会者这样表达。
曾经,建筑规划师以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图纸上规定出来。但现实并非如此,它充满不确定。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不确定的人口发展,带来很多挑战。城市设计能做的,就是哪些东西需要留白,哪些东西可以确定。恰恰对地域性的挖掘和保护,是城市更新中可以确定下来的东西。本土性的文化挖掘,能让人们认同自己的家园。最终,对自己的家、自己所处的城市有归属感和依恋感。
“城市更新,不全是理性,它应该带有感性的态度,甚至哲学性思考。”与会者这样感慨。一方土地,有了新的功能之后,依然保有它的历史、它的昨天。就好比城市是一个人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的过去,如此,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
孤立的更新往往成摆设
每个月,张佳晶几乎都会参加各种规划方案的评审。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上海各区县人口密度不同,面临的规划和更新应该是不同的。然而现在所有的规划方案,可能都没有考虑清楚,自己想要打造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区域。“碰到不少镇长、街道主任都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桥头堡,要在多少平方公里吸引几万人,所有区块的目标几乎一样。这可能吗?”
问题出在哪里呢?
乌尔夫提到自己的“共生城市”设计。一个生态的城市区域,离不开垃圾、水、能源三大系统。它们组成一个循环,才能托起一座生态城市。可以想象,共生城市的成功,不仅仅包括建筑形态和功能规划,更包括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系统、水资源系统、垃圾分类处理和回收系统,等等。换句话说,一个水管理项目,或者垃圾管理项目,都应该出现在建筑规划师的图纸上。
建筑规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市的治理运作,资源间的协调利用,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而早前我们的规划师被称为“景观设计师”,仅仅承担功能和审美设计。
中国建筑界泰斗冯纪忠在世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欧洲的很多城市,道路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有的道路质量不太好,但还是能使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也有很多地方被破坏了,战后英国有了大伦敦规划,后来波兰有了华沙规划。这是现代规划的具体开始。
我回国后,对中国当时的规划非常不满意。我们没有一个城市是经过系统地规划的,这一块国内完全要从头开始。而中国当时的建筑界,在规划的思想上是没有根基的,不明白为什么要规划,大家还是觉得,建筑只是一个单体的建筑,而不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建筑规划可能只是从“单体的建筑”,变成“复数的建筑”。整个区域的交通、经济、生态、环境等系统,尚未在城市更新的考虑之内。或者说,即使建筑规划师有心,也无力。因为这背后涉及太多管理部门,协调成本太大。
乌尔夫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作为一名老外,他成为河北曹妃甸生态城的首席总规划师。乌尔夫关于生态城市的设想,完整地在中国得以实现。比如在“节能”这个环节,曹妃甸有一套关于水、能源、垃圾和材料的综合管理方案。简单说,目标就是节能减排。方案设计时,目标是这样设置的:95%的废水经处理后用于农业灌溉。80%的垃圾可回收。需要直接填埋的城市固体垃圾低于10%,等等。
乌尔夫坦率地表示,他每次来中国,都十分牵挂曹妃甸,想去那里再看看,因为“具体的操作和执行,最终可能让生态循环系统打上折扣”。
他又再举例说,给城市设计中央公园,绝不是简单地四条马路就能围成一个公园,而是需要思考怎样的设计能够连贯起来,让住在四面八方的人快速通达。一座孤岛般的公园,绿化覆盖率再大,最终也只是摆设,不可能提升整块区域的人气和活力。
城市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孤立的更新,都不可能是最美。
人是万物的尺度
尺度问题,是困扰上海城市更新的一大难题。
比如说密度。什么样的密度适合中心城区,什么样的密度适合城镇和乡村,应该有很大区别。泛泛而谈某块土地更有价值,密度必须在1.0以上,反而会损失城市、城镇、乡村各自的特点和魅力。
现在,都市人越来越喜欢去乡村休闲,密度高的市中心,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理想生活的种种愿景。乡村的密度更新如果与城市平均水平差不多,它反而不讨人喜欢。
一些外国学者提出,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一直令全球关注。中国的城市更新,如何和美国、欧洲走过的历史采取不同的路径,重视街道、重视生活、重视舒适度,非常值得期待。
评审会上一位名叫迈克的外国人,谈起了他的一些感受:
“我是在一座新城长大的。我的家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所以我从小目睹了新城的成长过程。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孩,但是我对城市发展中保留的老东西总是特别钟爱。长大后,我总是想,能不能保存一些现在的东西,留给我的后人?”“现在的城市规划和更新,我特别希望加一些地下通道或捷径。如果你是一个住在城区角落里的人,当你能轻易到达这个区的中心,那么你一定会喜欢所住的地方。”“大家都在讨论生态环境,我眼中的生态,就是在城市中看到很多不同的动物,比如鸟飞过建筑的屋顶,青蛙在池畔发呆。好的生态环境,能把所有的生命带回到城市生活中。这是我的期盼。”迈克的视角,几乎都是基于人的视角。城市是由建筑和人组成的,人才是城市的主角。
新时代下的城市究竟应该什么样?城市更新,采取怎样的分寸才适宜?也许大道至简,答案十分简单——
人是万物的尺度。尊重人的城市,就有未来和活力。

启示
想不清楚怎么做,就留白,留给未来、留给子孙后代去发展。“正是因为过去规划总是做满,所以今天的更新才会显得艰难。”
原则
新时代下的城市究竟应该什么样?城市更新,采取怎样的分寸才适宜?也许大道至简,答案十分简单——
人是万物的尺度。尊重人的城市,就有未来和活力。
链接
纵观全球城市的发展历程,城市更新其实是一个老话题。
早在1858年,荷兰召开的研讨会上,就对城市更新作了说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对于自己居住的建筑物、周围的环境或出行、购物、娱乐有各种期望和不满。根据这些期望,小到房屋修理改造,大到街道、公园、绿地和住宅区改善,最终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美丽的市容。所有这些城市建设活动,都是城市更新。
1960年代的美国,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第一次大规模城市更新。但这是一次后遗症很大的更新。彼时的美国主要为了解决种族与社会冲突,以清除贫民窟为目标。这样的做法引发了更多社会问题,最终受到严厉批评而不得不终止。
1980年代后,美国更新集中在小块土地或建筑物上,比如把工业区、码头区转变为商业区,不牵涉到大规模街区。波士顿的昆西市场改造,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而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更倾向于使用“城市再生”这个字眼,目的是为了突出:城市更新不只是为了改善城市环境,更是为了社会与经济的复兴。
在中国,城市更新也不是新鲜名词。
1980年代初,已经有中国学者把城市更新定义为城市的“新陈代谢”:既有推倒重来的重建,也有历史街区的保护、旧建筑的修复。中国城市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腾飞后,城市问题渐渐露出端倪,历史街区、地方文化在改造中快速消失。为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又有人提出城市需要“有机更新”。21世纪初,中国对“城市更新”产生诸多新理解。“城市再生”、“城市复兴”等,说法不一而足。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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