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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城镇化拉高农民进城成本

时间: 2014-12-18 作者: admin03 分类: 规划实务 评论: 0 阅读:1,639

李铁指出,30年来中国城市发展非常快,所获得的收益和国外不一样,主要是靠卖地,这样服务的人口是有限的,把外来人口排斥在了公共服务之外。“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土地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压力使中国招商引资的机会大量增加,劳动力成本已经高出东南亚两倍多了,但是我们土地成本低,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
这些年,一方面政府搞特别豪华的工业园区,另一方面,政府搞生态空间,把地价卖的很高。李铁表示,“这样出现了大量的高价地产,这个高价地产还要搞配套设施。一旦这些东西形成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农民进不来了,因为成本太高了。”本来是希望中等城市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但是豪华的发展方式,招商引资,政府补偿和基础设施等模式,使得成本过高,已经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
李铁坦言:“到了今天,利益已经固化,农民进城只是作为打工服务的身份,企业没有给他们社保缴纳等更多的机会,政府也不愿意提供更多的服务,越好的城市,政府提出进城落户的条件越苛刻,特大城市有最好的资源,最多的就业机会,但反而还控制机会。中国的城市是上行下效,特大城市搞成什么样,底下也这么搞,整个城市治理结构,在一种利益格局固化的前提下,对城镇化起到了实质的排斥作用。”
以下为其发言实录:
李铁:中央提出城镇化,以人为本和可持续性发展。以人为本就涉及农民工,城市间的流动人口,存量上有三个多亿,他们能不能进入城市享受公共服务,能不能在城里买房,能不能在城市里一家定居?虽然中央颁布了政策,目前各个地方贯彻落实的情况看,还是有相当大的阻力。为什么今天要把城镇化的进程和城市治理连在一起?我们治理的过程中,大概有几个问题是不是得到解决:
第一,所谓治理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还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恐怕我们要想一想。治理有经济治理、有社会治理。经济治理,30年中国的城市发展非常快,所获得的收益和国外不一样,主要是靠卖地,这样服务的人口是有限的,就把外来人口排斥在公共服务之外。
第二,治理过程和中国整个增长的轨迹和政绩要求有关,我们今年更多的借鉴国际经验,但实际上更希望在自己执政更短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城市能发生变化,能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在治理的空间内建立一个表象豪华的城市。同时,还有上几亿的农民,在未来和现在都进入城市,这种豪华的表象城市,在城市的成本上,公共服务的力量上,对农民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导致他们进城越来越难。
第三,即使中央已经提出了有关土地的政策,北京还是要严控,不仅要严控人口,还严控产业。这种违背经济管理的治理现象,还在发生。我们的治理是中国特色的治理,是通过行政权力剥夺农民的土地,低价出让,形成政府财政高收益,来换取城市的发展,是这么一个治理过程。而这种由政府来推动的治理过程,一个最大的特点,既有短期行为,同时对资源的浪费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导致了我们看到城市的发展这么快,但城市的问题越来越大。
今年我去了韩国、日本和台湾,这三个地方的城市化和中国有很大的差别,最典型的,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更多的是注重表象的东西,还是更多的注重实实在在的生活所涉及到的各方面的内容?我们很多官员、很多老百姓,在这些方面都纠结着,大家希望好看,但是拆我们家房子就值得商量了。台湾肯定不好看,比大陆差远了,可是生活很方便,日本也是如此。而且在这种不好看的过程中,整个的街道,社区的功能都很好,交通拥堵的事并不严重,公共交通也特别发达。为什么我们不走这条路呢?回到主持人讲的,新常态下怎么来面对城镇化人口禁区,可持续发展,以及涉及到政府管理和政府治理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样的转变,恐怕是我们应该重点讨论的问题。
李铁:我说这句话可能房地产商不是特别爱听,我跟台湾的一些人接触,他们特别羡慕大陆的地产商,说大陆的地产一批一千多亩,他们一批只批一栋楼,台湾看着很乱,但是很繁荣。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土地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压力使中国招商引资的机会大量增加,劳动力成本已经高出东南亚两倍多了,但是我们土地成本低,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但是代价是要政府来付的,政府要开发一段新的来补低价的土地。怎么补充呢?必须要开发房地产,而且开发房地产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当你把地以好的形式卖出去,土地的其他方面预期的升值就会很高。这些年,一方面政府搞特别豪华的工业园区,另一方面,政府搞生态空间,把地价卖的很高,这样出现了大量的高价地产,这个高价地产还要搞配套设施。一旦这些东西形成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农民进不来了,因为成本太高了。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调查,在地级市的主城区,人口进入的速度在大幅度下降。本来我们是希望中等城市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但是豪华的发展方式,招商引资,政府补偿和基础设施等模式,使得它的成本过高,已经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刚才都讲农民进不了城有各种原因,心理上,很多政府官员,包括地方一些居民,也不愿意看到农民在自己生活空间周围来回晃悠,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电梯理论,如果电梯里进了几个穷人,谁都不高兴。包括现在很多社区的小楼,写字楼,送快递的不能进楼,放到门口。我们一个个房地产的大院封闭的严严实实,为什么呢?怕外人进去偷东西,保持我们这个社区居住水平同质化,由于各种封闭的现象,导致微循环系统不畅,导致交通拥堵,都是城市治理出现了问题。
可是到了今天,利益已经固化了,农民进城只是作为打工服务的身份,企业没有给社保缴纳等更多的机会,政府也不愿意提供更多的服务,越好的城市,政府提出进城落户的条件越苛刻,特大城市有最好的资源,最多的就业机会,但反而还控制机会。中国的城市是上行下效,特大城市搞成什么样,底下也这么搞,我们整个城市治理结构,在一种利益格局固化的前提下,对城镇化起到了实质的排斥作用。我们提出了户籍改革方案,比如再研究特大城市,广州、江苏提出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方案,比之前没有的时候还苛刻。这个苛刻的前提,就是要保稳定的现有居民的福利空间,这个福利空间,既是可视的,又是确保在一定财政福利支出水平之下的。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说到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一样。比如我们提出政府治理问题,要不要解决财政收入来源,而财政收入来源,除了土地这条路,没有别的。我们下去调查地方债,走了十几个城市,他们跟我们谈,说地方债中央说17万亿,说只报了10%,有的时候只报了20%,有的时候只报了30%,超过50%的都没有。实际的地方债和上报的地方债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债务的还款空间是什么呢?土地。在不断排斥农村人口进入的时候,政府还惦记着土地来源,土地还得从农民手里低价拿,尽管拆迁难度非常大,引起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是政府预期的收入来源。
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些领导讲倒逼机制,当土地财政预期随着房地产出让的结构下滑,政府财政必须要面对特别大的压力,在这种政府治理结构下,财政面临最大压力的时候,政府的第一反应不是让更多的人再进来,是减少公共支出,最大的减少的一个变数,就是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支出,这也是中央的户改和土改的两大难点。
各地还在把一个一个县划成区,为了扩大自己的土地空间,来调整自己可能未来的土地预期的支出空间,等等这些。现在这些制度,看起来已经认识到了,要推进城镇化,要拉动内需,可是2.5亿加上8000万流动人口,在目前的情况下,落实到实处确确实实是需要时间的。当然更重要的,看到了这些问题,有没有能力要求地方政府一项一项解决这些问题,破解这些矛盾。这些利益矛盾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居民上,还有地方政府,这种巨大的财政压力,治理和增长的模式如何转换,也是一个头疼的难题。最近下去调查,市长、市委书记都问我,地方债怎么解决,他们还要继续锦上添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面临的现实,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不是一个说一说的事情,在这个利益结构中,能不能让经济增长下来,财政收入下来,从一种止损机制下遏制发展的极度扩张,来调整结构,而且怎么调整结构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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