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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搞大跃进的城镇化

时间: 2014-04-21 作者: admin03 分类: 规划实务 评论: 0 阅读:1,999

在近日闭幕的“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多位政府官员、学者及金融界人士对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行了观点交流和思想碰撞。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表示,中国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但中国的城镇化迫切需要转型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要让城镇化成为水到渠成的过程,减少人为的干预和推动,不要搞大跃进。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则在论坛上透露,国开行力争在4月底前发放棚改贷款1000亿元,还将设立城镇化发展专项基金。
城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
徐绍史在论坛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大幅增加,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快速城镇化中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城市建设用地和空间利用粗放低效、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趋严重,总体上,中国的城镇化迫切需要转型发展。”徐绍史说。
联合国[微博]人居署琼·克罗斯(Joan Clos)也在论坛上指出,城镇化对气候变化是一个挑战,因为城镇化以后,人均能消耗相比以前消耗更多。“一旦移居到城市,能源消耗将增加十倍,不是一点点,而是十倍的能源消耗增加,这对全球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强调称,在经济方面,中低层人民就像潮水一样涌入城市,带来非常大的经济挑战。同时,这也增加了城市管理及维护等基础服务的成本。过去40年,全世界建造了很多城市,但质量及城镇化规划水平都在降低,“所以,从全世界看,都需要加强城市化的规划和设计。”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引导得好,城镇化会成为带动我们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如我们仍走老路,会带来诸多矛盾和问题,积累和放大风险,影响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杨伟民认为,很多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爬不过来,其实质是在城镇化过程中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杨伟民表示,目前中国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如果不顾一切追求城镇化的速度,就会使城镇化脱离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有房无人的“鬼城”,削弱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现在少数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建设了大量的新城、新区,房子是建起来了,但是人还没来,积累了一大堆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后患无穷的。”
着重处理好两个关系
对于如何推进中国的城镇化,杨伟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个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他认为,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要在五个方面履行职责: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
另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杨伟民看来,城镇化应该是由中央制定大政方针,具体工作由地方创造性去做。中央不要一刀切,包括户籍改革政策等都要根据不同的地区情况去制定。
杨伟民说,产能过剩是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绝大多数行业已经面临产能严重过剩的形势下,如果仍简单通过工业化的数量扩张来带动城镇化,大搞工业园区、产城融合,就会给大家一个错误的信号,还是要重点去搞工业。由此只能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城镇化也是不可持续的。”
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农民工诉求的增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减弱,都要求改变原来的城镇化模式。杨伟民说,不要把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作为一个硬任务,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分解、层层加码。
“要保持规划的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杨伟民说。
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
徐绍史表示,发改委将从人口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健全城镇住房制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五方面改革入手,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将推行人口居住证制度,建立与常住年限挂钩的居住证制度;完善土地规划和分类,建立与城镇低效用地挂钩的约束机制;健全生态产权交易制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
杨伟民认为,党的十八大把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内涵,“要让城镇化水到渠成,减少人为的干预和推动。要有历史耐心,不搞大跃进,一哄而上。”
在城镇化金融支持上,郑之杰透露,国开行将在4月底前发放棚改项目贷款1000亿元。同时,国开行将加快住宅金融事业部组建,依托国家信用发展住宅金融专项债券,并拟设立城镇化发展专项基金。
据他介绍,国开行将为新型城镇化完善及设立三类专项资金:一是以棚改专项贷款、过桥贷款等政策性工具,确保每年发放贷款60%以上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二是依托国家信用以市场化方式发行住宅金融专项债券;三是由国开行总行或子公司国开金融设立城镇化发展专项基金,通过投贷结合,引导商业银行、保险、社保等社会资金参与城镇化建设。
论坛还就当前各方关注的京津冀一体化进行了讨论。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研究组中心主任李铁认为,未来北京城市资源的转移应该从增量上考虑,让市场在基础设施资源的配置中起支配作用,一味将低端服务业迁出,排斥相关就业人口,不利于解决京津冀发展不均衡问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则表示,北京必须控制人口,必须控制职能。“但是控制要符合市场经济,不要去扰乱市场的供需关系,人为降低首都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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