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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城市化”必须是城市化的前提

时间: 2012-11-15 作者: admin03 分类: 规划实务 评论: 0 阅读:2,426

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同时,还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在笔者个人看来,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中央对城市化最为全面的阐述。
尽管城市化的重要性在当下中国已经不容赘述,但是何为城市化,不同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很多人来说,所谓的城市化就是把土地从农业用地变为建设用地,将农田变为厂房和马路,至于原来农民的出路,并未认真考虑。也正是因为此,中国的城市化被认为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
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土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侵占农村资源的基础之上。城市发展需要两个要素,一是土地,二是劳动力,但是在过去30年间,土地的获得是通过低价征收获得,而劳动力则是以不公平的对价方式获得。如何让这两个被扭曲的要素以更加自由的方式进行交易,则是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能否成功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常说中国城乡之间差距巨大,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只是体现在收入差别,更是广泛体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甚至也不仅仅是体现在城乡之间,而是体现在户籍上:由于很多外来务工者无法享受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诸如“异地高考”等饱受争议的社会问题。
是不是只有中国存在着城乡差距?当然不是,任何国家城乡之间都会有不同:由于城乡之间具有不同的禀赋要素,这会导致两者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诸多差异。一般而言,相比较农村而言,城市意味着更好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技能提升机会和更为便利的交通网络。虽然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不大,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愿意在城市里生活,以美国为例,从本世纪开始,美国农村和城市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1.17∶1,意味着农村的收入已经高于城市,但是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更多的人涌入城市,而不是相反。
从中国来看,这个现象就更加明显,虽然媒体上到处是有关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高房价等诸多“城市病”的报道。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人口还是在不断增加:2011年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更是达到51.27%,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而在194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只有10.64%。
当然,中国的城乡差距和其他国家可能并不一样。在其他国家,城乡之所以会引起差距,可能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因素,简而言之就是:农业生产效率不如工业;城市大量的人口会带来规模经济,容易带来更好的公共服务。中国的城乡差距当然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仅仅归结到这里,则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如果仅仅是这方面的原因,那么农民完全可以通过迁徙到城市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农民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享受城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公共福利,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走过的必经之路。
表面上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与此相近,但是细细比较则不尽然。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就开始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是由于户籍的限制,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城市化道路。直到今天,数亿个已经在城市里就业和生活的来自农村的产业工人,还是被称之为“农民工”。言下之意就是,他们虽然干的是城里人的活儿,但是在身份上还是属于农民。
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就会发现,当下中国城乡差距之所以成为问题,并不是因为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不重视,相反,可能是重视农村和农业发展的路子出了偏差,才导致现今的城乡发展不平衡。
试举一例,现在很多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专家和部门政府官员,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把农业搞好。认为只要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5.03,0.00,0.00%)的价格就可以解决好中国的农村问题。农业投入和农产品价格当然需要调整,但是仅仅通过这种办法是无法解决农村问题的。从世界发展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是能够在农业劳动力占整个人口50%以上的情况下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历表明,城乡差距——尤其是收入差距要得到缩小,农业人口的比例须占全国5%以内。以日本为例,2007年日本的农业就业人口为312万,占日本总人口的3%左右。
而在我国,由于户籍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还呈现出一个相反的现象。有资料统计,中国推进城乡一体化近10年来,我国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大了60%,城市人口仅扩大了20%。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更多的是一种“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口的城市化”,扩张的城市面积却不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这种现象之所以会产生,并不是农民不愿意进城,而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或者是说城市里的既得利益者生怕农民进城会降低其公共服务水准,从而给农民进城设置种种限制。
如果这个论证成立,那么解决城乡差距的重点并不在简单的“工业反哺农业”,也不是单纯的在农村增加资金投入和加强基础设施。甚至这些活动都会导致负面效应,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来到了城市,那么农村过多的基础设施就可能会导致资金浪费。中国农村里诸多废弃的“希望工程”就是一例,因为适龄人口不足,诸多当年通过“希望工程”而兴建的中小学校不得不废弃。相反,在城市里却出现诸多农民工子弟无法上学的现象。由此可见,实现城乡公平的关键,并不只是在于增加三农投入,而是要在户籍这一身份限制上下工夫,就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户籍问题之所以在今天显得特别明显,并不仅仅是“农民工”需要城市户口,更为重要的是今天老龄化的城市也离不开这个群体。由于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导致今天城市里的人口出现金字塔倒挂的局面。在劳动生产力没有根本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城市缺少劳动力的继续供给,那么城市的繁荣也将不可持续。从这个意义而言,改革户籍制度来的正是时候,无论是对城市居民还是外来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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