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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太格:城市规划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时间: 2012-10-15 作者: admin07 分类: 新闻资讯 评论: 0 阅读:3,868

1. 即使要快速出成绩,也要争取美感
现在中国的城市中心规划和发展多数没有注意到可步行性,市中心的发展有一点像美国的郊区,只要出行必须使用小汽车而不能步行,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情况没有在新加坡出现,新加坡主张发展功能比较完善的城市。做一个比喻:一个城市功能完善就好像一个人身体健康,如果身体非常健康,就不需要打扮;如果身体不健康,即使努力打扮也不美;而身体健康的话稍微打扮一下就会很美。
我们要重视城市功能的完善,所谓的功能完善是一种系统化的工作,人体应该是宇宙中最完善的一部机器,一个城市也要像人体一样,要把各种功能处理完善。现在许多城市政府,喜欢做形象工程,但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把此类形象工程囊括在内,多数是将其摆错了位置。不客气地讲,我觉得现在中国很多城市就是一座建筑的杂货店。我们应该把城市布局完善,再有选择地找少数亮点的工程,而其它多数的建筑应该做成背景式的建筑。
举个例子,我们非常喜欢巴黎,都感觉她是非常美的城市。可以看到在塞纳河附近有几栋形象工程,但不多——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为数不多的几栋,其它都是背景式的建筑,虽然千篇一律,但其本身也体现了设计的美。好比合唱团,这些背景式建筑就像合唱团的合唱团员,唱的是谐音,而地标建筑就像是独唱团员,如果巴黎或者其它城市所有的歌唱者都只突出自己的声音,那最终效果就是杂音,不能达到和谐——就好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城市变成了建筑的杂货店。
我们要从比较现实的角度去看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建筑形象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解决居住的问题。比如过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做的“组屋”——就是中国所谓的保障性住宅,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居住问题。1960年代新加坡独立之后,有190万人口,大概有140万人口住在破旧的房子,没有正规的屋顶、没有正规的墙,只有集中的几个点供水。那时候新加坡国民的人均收入在1960年大概是三百美金,今天是六万多美金。所以,我们若要把这个城市做成现代化的城市最要紧的就是尽快建好适于居住的环境,把所有的钱投入在最大量的居住开发,而不是做花哨的工作。当然,这与政府政策支持有关,但重要的是对做好环境、人民安居乐业的发展理念的理解。
我还有一个理念,即使城市很穷困,在做设计的时候还是要尽量争取它的美感。建筑最基本的美感是什么?我认为是比例。比如竞选世界小姐,每个小姐都是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一个嘴巴,都是一样的,她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只有一个区别就是比例。当时即使很少钱花,但我会花很多时间把建筑比例处理适当。这具体又包括两个方面:建筑立面比例,还有建筑与建筑之间,如高层和低层间的比例等。
我们当初提出一个理念就是“街道的建筑设计”,当时设计街道根本没有钱,我们还是想办法做得美一点。所以,穷不一定做丑陋的房子,还是要争取美感的。在1980年代初期曾有台湾的政治家去新加坡,惊讶于我们的建筑很有地方特色,是因为我们用了当地的红土砖,和一些有地方特色的灰色花岗岩,比例方面是根据黄金比例来处理。这就要注意到东方的比例和西方的不一样,所以从比例上也可以显现出民族和地方的特色——比如西方的门多数是很标准的比例5∶8,可是中国的门估计一般是7∶2左右。这种建筑的设计手法不需要本钱却是很重要的资源,现在比例这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虽不用花钱,可也要下功夫才能做得好。
与穷的时候同样要追求美感一样,急于出成绩也不是不要美感的理由。那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方面他知道新加坡非常穷困,另一方面他知道那时候我们没有国家的意识,华人就把中国当做祖国,印度人把印度当祖国,马来西亚人把马来西亚当祖国,所以他要赶快把这个城市建设好,使人民产生爱国的心态,现在来看他绝对是成功的。你说他那时是不是赶着拿成绩出来?可能他的压力比现在中国国内很多城市的领导还重大。所以速度还是很重要的,如何体现呢?就是一方面尽快发展,即使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也要尽快发展;而另一方面也要尽快拿出一个好的方案,等方案出炉就跟着方案走。所以,十年之后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的城市发展已经规律化了。
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它是从1974年开始建,一直到现在还有新的建筑在建设。除非这个建筑是高水平的,重要的,付得起地价的,否则不能进入,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发展的速度?这不会放慢发展速度,因为做全市规划时,规划有几十个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这边进不来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我们保持中央商务区档次必须高,档次不高的要到其它地方去——这也保证了发展的速度。这说明一些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做到了:一是初期的快速发展,二是长期的系统化发展我们都做到了。我们有了方案之后更是严格控制执行的,而且速度一点不放慢,其中关键是做成一个好的规划。

2. 做规划时要跟土地谈恋爱
作为规划师,我经常面临市领导换了之后规划师也被换了,我规划师的身份也换了,我的项目组也停止了,而且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有人问在这种状况下为何我还要继续?我认为如果这个城市对我的方案可以保持30%的内容,我就给我自己打满分,因为在我看来,我即使能够为他们贡献30%也是一种贡献,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也有一些非常令我欢心的纪念,比如厦门岛的规划。那是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是三十年前做的,幸亏他们后来的一系列市长和书记们都尊重这个规划,就一直执行下来,当然也有修改。我现在去厦门会感觉到厦门城市现状对当初的规划大概保留了50%-60%,这十分难得,因为不断持续了三十年。
关于规划问题,拿新加坡来说,我的上司是政府领导的李光耀先生,他定的是战略和策略,从来不干预技术问题。他的意思是他们不是技术人员,只负责定政治策略;技术人员做得好是他们自己的荣誉,做得不好也要负责任。而且他们定的策略是很详细的,是我们看得懂,读得懂的,才能知道怎么继续做下去,这很重要。我们的责任很大,并且我们也是因为爱国才从美国回到新加坡去,所以我们也不断研究。
我提出的一个理念是,城市规划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从科学上做比,城市就像一部机器,规划师要知道这部机器里面有哪些零件,多少,多大,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是很基本的。比如规划师应该要懂得一个微型镇的人口大致是怎样的规模、小区大致是什么样的规模、设计小区主要秉承的重要理念是什么等。研究的过程中还要考虑社会学、经济学,不过最后成果是一个空间指标的形式。我认为新加坡这方面做得比较完善,即使很多欧美专家对我的理论非常不认可,我还是继续推动——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和必要去理解,他们一百年来没有如此迅速发展,或人口惊人膨胀的经验,但我们亚洲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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