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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抑制城市成长的传统原因

时间: 2012-06-24 作者: admin01 分类: 规划实务 评论: 0 阅读:4,759

老城
理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要借助某些关键的因果关联。在方法上,这就离不开一套思维游戏,比如“观现象、猜原因”。不过,因果关联也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猜测要选方向。上文我们先排除了一种流行取向,即把人均收入水平看作城市化率高低的原因。那只不过看起来好像两个量,其实是一回事,谁也说明不了谁的。
余下再向哪个方向猜?还是费思量。传统时代中国城市化的程度不高,是不是农业文明的一个必然的空间表现呢?想想是蛮有道理的。农业活动的技术基础是光合作用,每一株作物的每一片叶子都要晒得到太阳,才有产出。这就决定了,农业文明追求的是土地的面积——“有土斯有财”。在广袤的土地上搞农业,人口唯有分散居住,才便于就近照料庄稼。是的,倘若不是因为安全与防卫的需要,传统农耕文明的居住模式可以是极其发散的。
不过,早有学者指出,中国山多地少、各地差异极大的生态经济环境,并不注定这个伟大的文明非要以农立国不可(例如《汉代农业》,许倬云,1980)。事实上,商业文明早就在中国萌芽。从本文关注的角度看,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在空间上聚集的要求。我们不妨从“集市”开始——那可是最初级的市场——买家和卖家总是自然地聚到一起,仿佛非要熙熙攘攘地凑热闹,才便于交易的达成。
问题是,仅仅为农业服务的集市,受制于交通条件,覆盖的人口范围不可能过大,本身聚集的程度也不可能太高。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施坚雅(G.W.Skinner)做过出色的研究。这位早在1949-1950年就在四川做过田野调查的美国教授,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是由市场——而不是由村庄——组织起来的。在庞大的市场网络的最基层,往往是一个集市带动着周围15~20个村庄。
从集市“向上”发展,就会到达层级各不相同的“中心市场”。原来,交易活动也分层,并像产业活动一样会逐步升级!现在不难明白,这只不过反映了交易批量的增加、交易半径的延伸以及交易复杂程度的提高,所以需要集中更多的资本——人力的以及非人力的——参与其中,当然也因此需要更完备的保护。于是,高端中心市场多半设在有城郭拱卫之处,依城建市,“城市”应运而生。
当然,“城”还有其独立的来历。对版图辽阔的中央帝国而言,庞大的军事行政网络必定有空间上的表现。至少秦汉以降,“百代都行郡县制”——皇帝老子靠朝廷命官治理天下,布关设防、征收税赋、实施政令,当然要选地理网络的中心节点充当各级衙门的所在地,否则无从应付大一统帝国极其昂贵的治理成本。官、兵、民的聚集之地,商业服务供需两旺,因城而市的,所在多有。其中,最耀眼的当数历代京师之地,像咸阳、长安、杭州、北京,每一个都是最繁华大都会的一时之选。
这样,以市依城也罢,以城立市也罢,殊途并进,一起成就了中国层级制的城市体系。这里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可以把握吗?我以为还是施坚雅的概述最为精炼:“从一个中心地上升到上一级中心地时,居民的户数就会增加,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则下降。”(《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第10页)到了非农业人口聚集这样一个抽象层面,中国的城市与法国年鉴学派刻画下的欧洲市场与城镇体系,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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