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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空心化”的孤独与疼痛

时间: 2011-10-13 作者: admin01 分类: 新闻资讯 评论: 1 阅读:7,946


农村“空心化”的孤独与疼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目前,我国部分农村人口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进入城市,更多的人通过打工的形式离开农村,以摆脱贫苦,提高家庭收入。我国农村“男耕女织”的传统生存方式在许多地方已不复存在。但由于受户籍、住房、教育等约束,打工农民要携家带口在城市立足并非易事。所以,许多农民工不得不把家人留在农村,自己单枪匹马到城市闯荡。由此,农村便形成了一个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留守群体,他们被戏称为“386199部队”,“38”即妇女,“61”指儿童,“99”代指老人。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

“空心村”中看得见的孤独
四川省仪陇县五福镇笋店村全村1290人,常年离乡外出人员达到660人,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举家外出。该村第8村民小组,原有19户村民63人,现在仅余3户人家7口人留守农村,“空心村”现象十分突出。(《经济参考报》9月21日)
当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走出家门,远赴沿海打工时,或许中国农村就注定将陷入一种孤独的命运。如果说最初农村的人们对离家“淘金”尚处于观望的状态,那么到了80年代中期,这种观望迅即演变成了一股潮流,裹挟着以千万计的农民向城市涌去,而这股奔流的人潮背后,农村也以孤独的剪影停驻在了时代的角落。
在这种时代化的现象背后,一些问题也成了反制时代的困扰。“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现象。2009年全国老龄办曾经作过一个统计,农村空巢、类空巢家庭中的老人数量达4742万人,占农村老人总人口的4319%,而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据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已达5000多万人。在这些数据背后,总缠绕着一些挥之不去的悲情。前不久邵阳的沉船事故中,溺亡的孩子多系留守儿童,离别一两年的父母千里归乡之后,见到的便只有孩子冰冷的遗体。
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与农村一直在进行着“零和博弈”,城市获取了农民工的劳动力所带来的财富累积与服务贡献,而这些累积与贡献的代价却是农民工的家庭分离、尊严缺失,农村仍然停留在财富贫乏、精神孤独的状况上,我们怎么敢说城市农村利益相加时社会得到了强劲的发展?
尽管农民工进城对于拉动地方经济、促进农村生活改善有着较强的积极作用,而农民也是出于改变生活现状的诉求而走出家门,主动拥抱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模式,但长期下来,这种模式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法忽视的病征,中国乡土社会中最为核心的家庭生活、伦理持续、秩序保留,都在渐渐被日益疏落的人口现状所吞噬,现代农村不仅仅是村落空心化,文化也在逐渐迈向空心化,而且最终将因孤独而失守。
在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农村无疑是这个巨塔的底座,而整个社会倾全部之力做的经济蛋糕也因农民的参与而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来源。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缺乏具体、系统的政策引导,所导致的农村人口“离土又离乡”。在国土资源部作出的调查中,我国的土地撂荒近3000余万亩,农村由以前的“袅袅墟里烟”变成了“黍地无人耕”。
今年中秋节前夕,新华社记者拍摄了一组名为“空心化农村之痛”的照片:每户家庭都是残缺的,留守的老人、儿童目光迷茫地望着镜头,强烈的孤独感扑面而来。它们勾勒出了中国当下农村传统家庭结构拆离、生活方式异化的现状,而这些,正是中国传统农村赖以稳定和持续的根基。
农村空心化仍然在继续,只要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弱化,那么这种现象也就不会停止,农村社会资本就会急剧流散。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障碍。如何遏制农村空心化的势头,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人性化问题,毕竟,曾经其乐融融的中国农村不能就此沦为永恒孤独的宿命。(张英)

有房无人 农村遭遇“空心化”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大批外迁,农村出现了“空心化”。不仅造成土地和资源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引发了一系列农村新问题。

举家外迁“空心村”出现
武山县龙台乡大庄村坐落在山坡上,村民的院落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既有低矮的土坯房,也有很洋气的小二楼。整个村子显得很寂静。
“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大部分年底回来,春节过后又像候鸟一样飞走。”村文书魏金亮指着一户紧锁屋门的人家说,这家主人外出打工好多年了,每年春节回来只呆几天,平时屋门紧锁,现在地基已经出现下沉,变成了危房。
走访中,记者发现村中20多处院子,由于全家外出打工好多年都没有回来,不少院墙坍塌,院里野草疯长,有的门窗还“张着大嘴”。
魏金亮告诉记者,大庄村有289户人,如今全家外出打工的有50多户,这中间有20多户人已经举家外迁或者在县城买了房子,房屋常年空着,有的已经变成了危房。
武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劳务办主任周宝林介绍说,这个村子大部分人在兰州东部市场从事货运业,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为此村上在兰州还设立了大庄村党支部。
“村里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在我省另一个劳务输出大县陇西县菜籽乡板羊村泉湾社,一位老人见有陌生人来村上时感慨地说,现在想串个门、找个人聊天都很困难。记者走进这个社的街道,感觉整个村庄空荡荡的,大部分人家院门紧锁。泉湾社原来有62户农民,现在只有12户家里有人,且大多是老弱病残。
村支书马耀龙介绍说,板羊村有6个自然社,432户、2000多口人,如今常年外出打工而不回来的接近200人。
陇西县劳务办主任韩凤舞感叹说,以前农村很是热闹,如今走进农村,尤其是偏远一点的农村,看见的除了老人就是孩子,给人感觉很荒凉。
近年来,随着劳务经济的兴起,农民纷纷外出打工,许多地方出现了“空心村”,不仅造成土地和资源的浪费,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缺人背后的尴尬
“有些村民外出打工常年不回来,但是他们的户口还在农村,这给新农合等费用的收缴带来了一定难度。”魏金亮说,村委会干部每年都要去兰州,在村民集中打工的东部市场向他们收费。
在板羊村,让马耀龙苦恼的是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修路等许多公益事业只能等年底年轻人回来了再进行。
“青壮年都走光了,有些地方老人去世后抬着埋的人都没有。”韩凤舞告诉记者,以前农村谁家遇到红白事,全村村民都会自发上门去帮忙,场面很热闹,如今有的村子青壮年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最大的困难是遇到老人去世,连抬棺材的青年人都找不齐,还得到邻村请人。
随着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村学生也在大量减少。板羊村泉湾社,原来有所小学,学生最多的时候达150人,后来出现了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的尴尬局面。如今,这所学校也撤并了。
农村劳动力比城里都紧缺,导致农村工资比城里高出许多。临洮县崖湾蔬菜批发市场的老板孙白齐告诉记者,“去年国庆后蔬菜上市的高峰期,由于在家门口难招工,工人的工资大幅上涨,技工(打包工)的日工资由以前的50元涨到现在的100元,小工由原来的30元涨到80元,去年仅雇佣工人工资一项,就增加支出100万元。”
由于在农村雇佣劳动力工资太高,不仅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

老人成了种地主力军
大量的青壮年外出打工,谁来种地?在陇西县福兴镇村民李晓东家门口的一块玉米地里,记者问现在种玉米都采用了哪些新技术时,李晓东摇摇头说,这个他不太清楚,地里的庄稼由老人打理,他很少过问。
李晓东今年40岁出头,高中毕业后就在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下地干活,更谈不上种地用新技术了。倒是谈起打工的收入时李晓东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日工价已经涨到80元,他每月的收入接近2500元。由于工资高,去年他媳妇也跟着他进城打工了。
李晓东家五口人,年收入4万元左右,这其中仅他和媳妇打工的收入就接近3万元,打工成了主业,种地成了副业,这也是李晓东越来越不关心种地的主要原因。
“像李晓东家这种情况在陇西县农村很普遍。”韩凤舞告诉记者,现在农村老人是种地主力, 80到90年代的青年已经不是农民了,他们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打工了,连一天地都没有下过。这些孩子进城后大都不愿再回来,身份也由“产粮人”转向了“用粮人”。
中国老龄科学中心的一项调查指出,我国农村60-64岁的老人中,有62.7%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农村中65-69岁的老人中,有47.6%的人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是70-74岁的农村老年人中,也还有29.2%的人在从事农业生产。
一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回忆说,过去,农村种地的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农民的收入主要是种地,青年人对农业生产很重视,对新技术接受能力较强,因而新技术推广起来比较顺利。但近年来由于种粮效益低,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搞劳务,打工收入已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留守在农村的妇女、老人成了主要种地者,这部分劳动力多数文化素质不高,且受传统观念影响,接受新事物较慢,对运用新技术缺乏热情,致使新技术推广难度明显加大。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有近3000万亩,而缺乏劳动力是撂荒的主要原因。记者 庄俊康

农村“空心化”三问:

一问:劳动力匮乏,谁来种粮?

现象——四川:山村劳动力输出成空心村:63人村民小组仅剩7人
四川省仪陇县五福镇笋店村地处川东北丘陵地区,是典型的传统农区。9月8日下午,雨后初晴,《经济参考报》记者从仪陇县城驱车30多公里赶到笋店村,再沿着一条泥泞的机耕道行走1000多米,来到第8村民小组组长王顺中的家。这是一幢上世纪50年代修建的土坯瓦房,9间屋,面积300多平方米。老王的妻子已经去世,尚未成家的小儿子在仪陇县城打工,如今,59岁的老王和大儿子王猛一家四口人居住在这里。
记者了解到,笋店村全村1290人,常年离乡外出人员达到660人,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举家外出。该村第8村民小组,原有19户村民63人,现在仅余3户人家7口人留守农村,“空心村”现象十分突出。当地老百姓和基层干部反映,农村人口大量外出谋生,向城镇转移,带来农村经济社会急剧调整变化,对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提出更多新要求。
第8村民小组组长王顺中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他1972年参与修建襄渝铁路时患上了矽肺病,身体一直较为虚弱。今年一个人在家务农实在抗不住了,只好把已经举家外出打工的大儿子一家人叫回来,有个照应。他说,现在全组除他和大儿子两家外,就只有他的亲家杨成中老两口了。杨成中夫妇原来也在城里打工,去年妻子生病,只好回乡休养。全组其他人家已经好几年没回来过了,全部在外打工或随子女在城里生活。
据同行的村支书漆华明介绍,笋店村没有企业带动,没有矿产资源可开发,产业以传统农业为主。现在种田利润很薄,村民们想改善生活只能选择外出务工。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笋店村人均土地面积一亩多点,现在种一亩水稻一般年产1000市斤,收入1000来元,扣去农膜、种子、化肥、农药、人工等各类成本700多元,不算自己的劳力成本,年份好的时候,辛苦一年可赚个两三百元。而在外打工,每年净收入上万元没问题。
漆华明教书出身,在当地文化程度较高。他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是社会发展趋势,政府也鼓励,但也带来农村缺少青壮劳力,影响正常的粮食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等问题。现在,留在农村的都是老弱病残,下地种田的全是60岁以上的老人。由于年老体弱,村委会再怎么号召,他们也很难把外出人家撂荒的田地全部种起来,只能挑一些离家近点,自然条件好些的连片地种种庄稼,产点粮食自己吃。至于冬修水利,整理农田,改善土壤这些活儿,村里现在基本找不到人做,顾不过来了。
聊起农村空心化给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带来的新挑战,五福镇党委书记邓成功也是一肚子的话。他说,别看人员大量外出,留在乡村的人口减少很多,但政府的工作难度反而增加不少。他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农村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收取“新农合”“新农保”的个人参保资金,这是硬任务,但真正做起来很艰难。像“新农合”,要求参保人数达到90%的比例,可五福镇1.78万人,有一半的人口已经外出,对这些人很难及时收到钱,迫不得已只好要求乡村干部个人垫付完成。
仪陇县委书记杨建华说,笋店村这样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普遍存在于像仪陇这样的西部农村劳动力输出集中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农村社会在城市化、工业化冲击下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新课题,值得认真思考对待,如此才能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走得更加平稳。

老龄化渐成农业发展隐忧——明天谁来种粮?
目前一些地区种粮的大多是老年人,大量适龄劳动力“农转非”让老龄化渐成农业发展隐忧——
明天谁来种粮
眼下谁在种地
老年人和小孩成为农村留守人口的主体,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成为种地主力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目前在田里耕作的大多是老年人。
村里,新盖的瓦房不少,但除了能看到一些小孩以外,就是老年人带着狗在屋檐下看门。在一个村里终于看到一位青年女子,一问还是在外打工回来生孩子的。这里的人们戏称,留在村庄的都是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
城留村村长王金良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村里但凡年轻一点的、有点本事的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一些老人。
“现在种地就靠老的,年轻的肯定不会种!他们一直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种地。”今年60岁的王同所说。
“你们还能种多久?”
“再过5年,我也不种了,种不动了。”王同所说。
今年71岁的云锦锐更为“乐观”,他笑着说,“我还能种10年!”然而,再爽朗的笑声也掩饰不住“老龄农业”的隐忧。
在安徽省凤台县李冲回族乡魏郢村田头,65岁的杨四田指着自家种田的家伙什儿,笑着说:“我们家两个孩子全部出去打工,家里我和老伴是主要劳动力,将来只要我们干得动,就得一直扛着这把锄头。不知道我们走了之后,这活儿还有谁来干?”在整个凤台县,老年人和小孩占到了留守总人口的80%。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成为种地主力军。
专家提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黄金机遇期。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高。因此,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业人员素养的现代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迫切需要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现代农业带头人和有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然而,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以浙江省为例,该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中,50岁以上的占到53%,30岁以下的仅有6%;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71%,大专以上的仅有1100人,占0.1%。
如今坚守在春耕一线的,尚有这些文化不高、年龄偏大的中老年农民,一旦现在这批农民不再种地,那么在将来的春耕时节,谁来种地、谁会种地?

为何留不住年轻人
一方面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特征,一方面是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影响种粮农民收入增加
近年来,为了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免除农业税,发放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等,有力促进了粮食生产,到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来之不易的“七连增”,并连续4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具体到每一个农户,其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速也大幅提高。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2833元,对农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贡献率达40%,比上年提高16.8个百分点。其中,受益粮食、蔬菜、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村居民农业纯收入大幅增长。
然而,这一切并未能从根本上留住年轻农民外出的脚步,无法让他们种粮的心“踏实”下来。究其根本,种粮比较效益偏低依然是症结所在。专家提出,为什么一些地方会出现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一方面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特征,一方面是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影响种粮农民收入增加。与种粮收益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务工收入已成为当前农民的主要现金来源。据悉,2010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2431元,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贡献率达48.3%。
外面世界的精彩、收入的增加等原因,带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
精壮劳动力大量转移,田里由中老年农民当家,对种植业产生了明显影响:“省事田”、“懒人田”随处可见。过去种田是绿肥铺底,农家肥当家,如今绿肥不见,化肥当家,田地越来越瘦。
土左旗农业局农业股股长樊臻说:“中老年人接受新事物能力弱,对播种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不熟悉,远没有年轻人上手那么快,机械化播种、收获推进难度大。”
记者了解到,现在当地种田的农民80%的年龄在50—70岁之间,这些农民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的种田技术,种田还靠以前的老经验,一旦遇到技术性问题就难以应对,于是便出现了用错种子和农药的情况,尤其是遇到自然灾害时,更是束手无策。
其实60岁左右的年纪,在城里已经可以退休回家安享生活,但是在农村,一方面由于无人接手农活,一方面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尚不健全,老年农民仍然充当了种田的主力。
凤台县桂集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农技员杨秀林在闲聊中,向记者说出心里一直纠结的一件事情,儿子考大学的时候,他鼓励儿子报考农业大学,以后上阵父子兵,可以一起研究农业技术。可是儿子说,搞农业太累,农技人员待遇太低,放弃农业选择了电气自动化。老杨说,桂集镇48436亩土地,现在农技员就3个人,而且都是40多岁了,以后如果没有学农的大学生来接替,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将面临断档。“未来,我们这些农技人员的工作谁来干?”

务农怎样成为一种职业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拓展农村人才成长渠道,健全社会化服务
谈及将来的农业发展趋势,土左旗农牧业局党委书记李宝志认为,“虽然目前种粮的效益比前几年大有提高,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进一步增收的空间仍然不大。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加剧的趋势短时间内很难逆转。农业的出路恐怕还是要靠适度推行农村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来实现。”凤台县农委主任朱玉峰则认为:将来的农业,必定是向着产业化、专业化、企业化和科技化方向转变。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涉及很多方面,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促进农业劳动者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供智力支撑。专家提出,应顺应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研究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新方式,要让人才和劳动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实现双向流动,这样才会使农村充满活力。研究建立一种机制,真正使务农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拓展农村人才成长渠道,使各方人才无忧无虑地流向农村、留在农村。
日前,浙江省出台《关于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从事现代农业的若干意见》,希望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加快培育现代农民的步伐。到2015年,全省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大学毕业生达到5000人。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无疑为现代农业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鉴于目前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由中老年农民“当家”的现实,专家提出要适应农村劳动力结构的新变化,一方面,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土地流转,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通过适度规模经营,稳住一部分有素质有能力的青年。另一方面,研究科技支撑和推广转化的新方式。把先进的技术成果及时转化为简单易学的适用技术,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农技、农机等社会化服务,提升农民种粮的科技水平,降低他们的劳动强度。(记者 朱隽 贺勇 朱磊)

应对——“并村迁移”解决农村“空心化”
把山区的村民整体迁移到郊区强镇,把其原来的土地或退耕还林,或进行旅游开发……2007年8月1日,淄博市政府研究室金融科科长陈波说:“‘并村迁移’就是解决农村空心化的一个有效途径。”
现在农村年轻人大都转移进城了,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儿童,村子几乎成了养老院和托儿所,统筹城乡发展如何避免出现大量劳动力转移后农村出现“空心化”呢?近年来,淄博市在有序转移农民进城的同时,鼓励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下乡,探索更多的解决途径。
“‘并村迁移’是我们目前最行之有效的一个方式。”陈波说,一些山区地理环境十分恶劣,吃水都困难,地里几乎颗粒无收。比如几年前的博山区西厢村,全村30多户人家,每户人家里所有的家当加起来还不到100元。5年前,该村开始向郊区强镇禹城镇整体搬迁,村民被安排住进了禹城镇村民以前居住的平房,还进入了当地机械、纺织等乡镇企业,开始了最基础的工作,就地解决了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山区村的所在地,现在已被全部退耕还林,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而村民原来居住的归集体所有的石头房,也能作为“商品房”出售,为农民带来了新的收益。据介绍,淄博市通过“并村迁移”后的村民,每户年收入都已超过4000余元。

记者手记——村的概念开始淡化
山东淄博的城中村建设,改变的是农民千百年的生活积习,展现的是一幅城市文明向城郊农村延伸的画卷。这个城市,尽管缺少高楼大厦这样的现代化元素,但记者一路走过,伫立在城市周边的一幢幢三、四层楼高的农民新村的小洋楼,却已模糊了记忆中城市与农村的概念。
“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状态,割裂了城与乡的有机联系,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但是这样的难题,是可以人为地破除和改变。”在采访中,当地许多村委会的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这点。
城乡统筹,方向是“城”。要真正让管理出城、财政下乡,首先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管理格局,淡化“村”的概念,强化“城”的内容。“城乡之间实现统筹发展,只有具备完善的交通、通讯、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网络,城乡关联渠道才能保持畅通。”这已经是淄博上下都参透的道理。
所以这里的城中村建设,农民劳动力就地转移等,开展得有声有色,农民笑了,城市居民也得到了实惠。这些村庄分享了城市化和园区经济的发展成果,在形式上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融入城市或达到了城市化水平。
现在,幸福的淄博人又开始行动,通过科学规划延伸公共服务网络,加快各类基础设施向村的延伸和渗透,进一步推进居民户籍、养老、医疗、环卫、城管改革,促进城郊村、园区村经济社会管理模式和生活意识形态向现代城市转变,在有机互动中实现发展融合。本栏稿件由本报记者关媛媛采写

新闻链接——淄博市“城中村”改造工程
当地政府将这些土地资源分为三类:安置居民用地、生活保障用地、商品房建设用地。人均居住用地是严格限制的,村民可以用生活保障用地规划市场、厂房等设施,商品房需要认真规划。对于具有整体开发的旧村改造项目,由政府招标开发。集体拥有的国家划拨土地上的房产,补交土地出让金后,可以上市交易,集体土地上的房产,不能上市交易,可在本村村民间转让。

二问:留守儿童,教育怎样保障?

2010年12月10日,安徽省六安市,这个小丫头俨然一副大人模样。正处于成长发育关键时期的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无法享受到父母的关爱和引导,小小的年纪却要过早地体会着生活的辛酸和压力。

现象——乡村教育到底怎么了?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清华大学热能系的吴碧芬和同学来到福建省连成县培田村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且支教;中华女子学院的滕蔓同学也到河南邓县进行了教育调查和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老师,则分别于2008年、2009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10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来到农村,他们是为了心中的一个疑惑:乡村教育到底怎么了?他们也是为了一个答案,寻找乡村教育的希望。

村庄没有生气 孩子的内心是荒凉的
重庆市铜梁县白羊镇凤凰村3社的赵老汉已经60多岁,每个月160元的低保是他的全部收入,生活相当拮据的赵老汉却拥有一部手机,这部手机让他跟11岁的孙子赵善中可以每天“说说话”。
赵善中4岁时爸爸就去世了,随后妈妈也离开他去了贵州,之后再没有回来。家里就剩下爷孙俩人。
赵老汉家的情况是当下农村的真实写照。
赵善中所在的重庆市铜梁县白羊镇浙商爱心小学共有住宿学生239人,其中55.6%为父母均不在身边的“双留”学生,还有35%左右的孩子父母一方不在身边。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培田村的居民大部分年龄在45岁以上和13岁以下。”吴碧芬在福建培田村调查时,获得了这样的数据。据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学霍新华校长了解的情况,大概每一个农村学校的留守儿童比例都能达到1/2~2/3。
“空心村”现象在农村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一个人最天然的需求就是亲子需求。”梁鸿老师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融在点滴生活中的,比如日常的行为习惯、待人接物等最基本的行为准则,都是通过生活中的很多小事由父母言传身教给孩子的。“现在父母和孩子的分离会对孩子的道德观和信仰甚至是孩子的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影响。”
还有一些更为深远的影响。
随着年轻人——村庄中最成熟、最有活力的一群人的离开,一个村庄失去了最根本的东西。
因为年轻人的离开,耕种土地的劳动力随之减少,工厂到乡村承包了土地,冰冷的机器代替了热闹的农业生产,原来清新优美的自然环境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垃圾和污水。
梁鸿回忆说:“我们小时候虽然很穷,但身边还有条清澈的小河,我们游泳,躺在沙滩上,我们浪漫过。”
年轻人的离开也带走了乡村的生气。没有了生气的村庄也无法保留原有的生态。
“一个孩子是在垃圾堆旁长大,还是在清澈的小河旁长大,其中微妙的不同是难以言表的。”梁鸿说。“失去了和大自然中的水、花花草草的亲密接触,自然的力量无法在心中流淌。”
对于孩子来说,身边的村庄是空洞的,没有感情,“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内心是荒凉的。”梁鸿说。内心荒凉的孩子怎会懂得爱人、爱家乡呢?

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没有孩子的家庭
年轻人的离去掏空了孩子的内心,而孩子的离去又掏空了乡村的灵魂。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随着一部分孩子跟随外出的父母到城里去读书,在村里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少。
重庆市铜梁县白羊镇浙商爱心小学老师李小利,从1995年开始便在一个村小当老师,那时候她所在的学校有6个班,每个班人多时能有六七十人,但3年前李老师离开时,4个村的孩子加在一起也就只能组成3个班。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国家开始撤并乡村学校,很多孩子走出了大山深处的村庄,被集中到乡里、镇上的学校去读书,由于路途遥远,很多孩子寄宿在学校里。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都有学校。”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王丽说,“每天早上学校铃声响起的时候,家长们就从四面八方把孩子送到学校,下午学校铃声再次响起的时候,家长们又从四面八方把孩子接走,紧接着村庄的半空中便飘起了袅袅的炊烟,那时候整个村子都是温暖的,所有人都是心怀希望的,而村子的希望就是学校。”
现在,学校没了,孩子走了,村子也变得没有希望了。更令人痛心的是,从乡村中生长出来的中华文化的根失去了滋养。
王丽也曾经到过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宣和乡的培田村。这是一座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古建筑群。
这个小村庄除了荣获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称号外,还曾经有过鲜活的乡土教育文化。
培田村历史上有9所书院,其中,南山书院的规模和影响最大。王丽老师听村里人介绍,清朝同治年间南山书院就已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学堂,不光招收本族子弟,周边村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来入读。
跟今天的所谓“名校”一样,书院之所以闻名遐迩,主要还是因为师资与教学质量。当时的培田村“义塾有名师,宾榻有上客,水轩竹院有鸿儒”,可谓盛极一时。
书院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创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共140年。据统计,由此步入仕途的国学生、贡生、秀才、举人、武进士等有120多人,其中五品与三品衔的有9人,应了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之美誉。
如此悠久的乡村教育文化,却随着一所所村小的撤并消失了,孩子们从几岁开始就被关在寄宿学校中,“一直关到十五六岁。这群孩子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同样也是被圈养。”梁鸿说。
“教育并不是1张课桌+1张座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说,我们现在这种一刀切式地把孩子集中起来教学是一种误导的方式。康健教授介绍,当年澳大利亚的白人曾经把土著人的子女从他们的家乡、父母身边带走,拉入白人社会去享受所谓的优质生活和优质教育,不良后果逐渐显现,今天,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为当年的过失道歉。
有人说:一个村庄没有了学校,村庄的公共空间就没有了,一个村庄的文化也就没了。就像一位乡村老人说的那样:“村庄没有了学校,就像人没有了孩子。”
离开了文化沃土的教育,就像小树没有了根,“没有了根,缺少了营养怎么发展?”康健说。

延续乡村文化成为重振乡村教育的希望
专家学者都说,乡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它是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诸多问题的集中体现,也有人说,我国目前乡村教育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不可逆转的工业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就是一条合理的道路。”梁鸿说。因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是无法离开文化这个强大基石的。
让朴素的、有悠久历史的乡村文化延续下来,成为重振乡村教育的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于一年前在培田村建立了一所客家社区大学,希望藉此找到乡村教育的希望。
社区大学成立以后,开展了腰鼓队培训、电脑培训、艺术团、图书室、夏令营等活动。
图书室建立之后,“每天中午和傍晚都会有孩子到这里来看书、下棋,他们还能把图书借回去看。”吴碧芬说。
夏令营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每年暑假在这里进行的支教活动,现在已经进行两年了。一个月左右的夏令营吸引了培田村周围不少小学和初中的孩子,“这次就来了101个孩子。”吴碧芬说。
随着社区大学各项活动的展开,古老的培田又有了生机。据了解,村里的小学在2008年时,只剩下一、二、三年级,其他年级都撤并到乡中心小学,现在四年级又恢复了,而且还有了40名学生。
培田的社区大学还仅仅是一种尝试,它能否成为复兴乡村教育的有效路径还很难说。但是至少让人看到,这么多年来,乡村教育给孩子的是一条逃离乡村的道路,而现在的尝试,是在用教育滋养人,让人们因为教育而使眼前的生活能更美好。(记者 樊未晨)

应对——广西:乡村寄宿制学校为广西留守儿童带来温暖
新华网南宁10月9日电(记者 刘晓莉 管浩)虽然父母都在湖北武汉打工,但今年8岁的广西贺州昭平县五将镇天保小学的唐钦焙依然过得很快乐。在村里的寄宿制学校里,他与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同吃同住。在老师的关心帮助下,中国乡村的寄宿制学校为留守儿童带来家的温暖。
汽车在广西贺州昭平县的盘山公路上前行,穿过一条一米多宽的乡村水泥路,道路两边的树木紧贴着车窗,刷刷作响。远远望见大山深处有一面五星红旗,那里就是天保小学。
校园里孩子们的笑声让这个平静的山村多了一些生气。天保小学是一所全日制小学,这里上学的孩子大多是本村和邻村的孩子。虽然只有130多名学生,寄宿生却达到64名。
这些寄宿生大多是留守儿童,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在外面打工,他们小的仅5岁,大的10岁左右。在学校的日子里,周凤兰老师帮他们洗澡洗衣服,照顾他们,他们都亲切地称她“老师妈妈”。
自从1984年来这里担任代课老师,周凤兰已经在山沟里教了27年的书。2002年,教育部门实施撤点并校,附近的两所小学合并到这里,学校的规模变大了,也带来了一大批寄宿的孩子。
看着幼小的孩子洗碗时打湿了袖子,周凤兰心里不落忍了。学校老师少,她就在教学之余,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孩子的责任,这一干就是9年。
伴随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竹篙上五颜六色的衣服迎风招展。记者看到,整整3条竹篙,晾得满满的。每天,周凤兰都要帮低年级的孩子们洗衣服。没有洗衣机,近百件衣服,周凤兰足足要洗一两个小时。
这只是周凤兰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每天早上,她叫孩子们起床、吃饭、上课,晚上放了学,要帮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夜里还要备课、改作业。
她说:“晚上起码12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半夜起来解手,我还要在走廊外面陪着他们。”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周凤兰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9年里,周凤兰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日夜操劳的她,也已是满头华发。
最开始的时候,为了让孩子们在冬天洗澡时不着凉,周凤兰特地去买了一个大盆。每当太阳照到学校院子里的时候,她就把盆搬出来,放好热水,一个一个地给孩子们洗澡。
一些学前班的小孩子想家,每周一晚上都要哭,周凤兰就陪着他们,哄他们。每周,她都要和所有寄宿的小朋友们谈心,让他们以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为榜样,在学校里快乐地学习生活。
孩子们走了一茬又一茬,每年都有新来的孩子哭着不愿离开父母,可是只要过一个学期,他们都喜欢上了在学校的生活。
虽然这样,有时还是有些孩子会趁老师们不注意,偷偷地溜出去。每次遇到这样的事,周凤兰总是第一时间给家长打电话,然后出去把孩子找回来。
9月初,就有两个寄宿的孩子,趁着晚上放学的时候跑出了校门。“怎么有两碗饭没人动?”吃晚饭的时候周凤兰发现不对头,急忙让爱人骑着摩托车,沿着山路把孩子找回来。
周凤兰说:“寄宿的孩子都是外村的,家离学校很远,夜里山路又不好走,如果让他们跑出去,很不安全的。”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天保村小学有个“老师妈妈”,很多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交给周凤兰照顾,有的家长甚至在开学前就把孩子送过来。
很多家长都对周凤兰说:“老师啊,我的孩子怎么教也教不听,交给你吧,交给你我放心。”虽然学校里校舍不足,可是看着孩子们期待的双眼,周凤兰还是忍不住把他们留下来。就这样,天保村小学寄宿的孩子们,从2002年的30多人,慢慢增加到了这个学期的60多人。
周凤兰的这些付出,孩子们也都看在眼里。每到节日,孩子们都用纸张做成卡片,写上些祝福的话,送给周老师。在日记和作文里,也会把周凤兰平时为孩子们做的事情记下来。
据广西希望工程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广西有近100万留守儿童,他们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亲情缺失、生活抚育、教育监护和安全保护等问题。通过建设寄宿制学校,寄宿制对留守儿童的管理和教育,有助于儿童形成良好的品格和习惯,其安全也能得到保障。

三问:村官空巢,权力如何监督?

现象——“盖章须送礼”背后的农村空心化
江西上饶市广丰县横山镇山头村村主任夏剑波长期在外省包工程,将公章交由其父母保管,村民办事需要找其父母,并且需要“意思意思”才能盖章。(10月5日《新京报》)
其实,即便夏剑波不外出包工程,私章掌握在其手中,即便他也不以此敛财,但仍改变不了农村权力无法被监管的现状。表面看,这体现了村民的权利贫困,但实际上,还牵涉到农村空心化的社会现象。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山头村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老弱妇孺对村主任一家敢怒不敢言。不少村民全家几口人挤在一间危房里,没有领到过救济款。更值得一提的是,5名村干部只有副主任和妇女主任在村里,村委会院里平时没人,大门也不开。换言之,即便夏剑波在家,依然可以为所欲为,年轻人不在家,如何发挥群众监督的效能?过半村干部也外出,内部监督如何实现?
农村空心化不能再放任下去,否则,所带来的后果绝不会停留于“盖章须送礼”这么简单。□王石川(媒体人)

“村官空巢”警示农村社会现状
江西上饶市广丰县横山镇山头村村主任夏剑波长期在外省包工程,将公章交由其父母保管,村民办事需要找其父母,并需“意思意思”才能盖章。对此,横山镇镇长俞立峰认为,“村干部平时收入低,出去赚点钱是可以理解的。”(《新京报》10月5日)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因青壮年外出、家庭“空巢”化而产生的农村留守人口总量已接近1.3亿。在这种愈来愈严重的农村人口“空巢化”大背景下,出现上述村主任不在村里,“村官空巢”现象,并不让人感觉意外。毕竟,“村官”的终极身份还是农民,正值青壮年,“出去赚点钱”并非不可理解。
但是,就农村社会的现实生活需要来看,这种“村官空巢”现象,显然又是极不合理、甚至十分危险的。很明显,作为农村基层组织的村委会,如果村主任也不能留在农村现场而是“挂印”而去,那么农村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公共服务保障,将从何谈起、怎样维持?要知道,在青壮年人口流失、家庭普遍“空巢化”的现实下,农村的各种社会秩序和公共服务需要,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不断增加且更显紧迫。比如留守儿童教育、留守老人赡养,农田、水利、道路等农村基础建设。
继普通青壮年大量告别农村、纷纷涌向城市谋生之后,身为农村骨干精英的“村官”也弃之而去,让村委会也陷入无人值守的“空巢”状态。这无疑不只是一般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危机,更是对当前整个农村社会生态秩序的一种严重警示。比如,警示了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的日趋“凋敝”,吸引、留住人才能力早已严重匮乏。警示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软弱、涣散——村主任甚至可以长期脱岗、私授权力。
此外,更大的警示还在于,农村社会法治基础秩序的失衡、“管理民主”的严重不到位。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被赋予三个“自我”、四个“民主”。但在广丰县山头村,“自我”早已异化为他人权力,“民主”更是被村主任家庭包办的“收礼盖章”所取代。
显然,要扭转和改变这一切,仅仅谴责空巢村官个人远远不够、无关宏旨,根本还在于,我们是否能从制度体制的源头,真正完善和落实农村的法治基础秩序、确保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自治和民主,强化城市对农村建设的反哺,在物质、精神、文化等各个层面,充实农村的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改变农村社会日益失血、只堪“留守”的现状。(张贵峰)

应对——坚持能人治村,加强权力监管与问责
新华网南昌10月5日电 10月4日,新华社“中国网事”栏目播发了《江西广丰县山头村“村官空巢”现象调查》,揭露了江西省广丰县横山镇山头村村干部长期不住村、村主任夏剑波在外做“包工头”赚钱且将公章交由其父母管理,造成村民办事难的现象。稿件播发后,当地政府对此事件展开了调查。
对于此,有网友质疑:“村干部作为群众的主心骨和领路人,长期在外怎么开展工作?相关部门应该彻查,如果是长期在外忙个人事业,那要这样的村干部有啥用呢?”更有网友说:“村干部外出打工,使个别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了‘空巢’、有了‘空缺’,党的方针政策难以落实,计划生育、科技兴农等也没人组织实施,工作陷入停顿、瘫痪状态,村里失去了主心骨和带头人,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据记者调查称,该村所属镇镇长告诉记者,前段时间镇上对山头村进行了检查,山头村的各项工作做得都挺好,土地、计生等各项硬性指标排名都很靠前。当记者问到镇上是否了解这些指标后面具体的工作情况时,镇长表示不清楚。镇长认为,村干部平时收入低,难以维持生计,只要村里工作搞得好,出去赚点钱是可以理解的。不清楚具体工作,却称各项工作做的都挺好,出去赚钱与做好村里工作又怎样去兼顾?对于同样驻村工作的我们,甚是疑惑。
“村官空巢”现象又一轮浮出水面,这暴露的不仅是村委会和公章管理的混乱,更是基层权力监管的明显失误。村干部先富,并不代表可以违背组织原则,擅自离岗外出打工,更不代表可以将集体资产权利据为己有,交父母“大印”敛取钱财。基层权利怎能成了牟利的工具!
对于如何加强农村基层权力监管,笔者认为要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要坚持能人治村,努力留住踏实能干的人,把 “能人”留住,培养素质高的人才,逐渐在农村形成内部的竞争环境和监督环境。
二是要坚持强化乡镇党委政府要对基层组织和干部加强监管。杜绝领导干部用纸包火的现象。加强对村委会权利的“制衡”。
三是要坚持严厉问责,启动问责程序,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并视情况责成山头村党支部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启动村主任的罢免程序。并召开村民大会,带领该村村民开展工作,让村干部发挥应有作用。
四是要坚持对村公章使用、管理情况和村干部队伍建设情况进行集中清理整顿,举一反三,严厉打击不法现象的再生。
努力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四项权利落到实处,一切的一切才不是空谈。

破解——农村“空心化”需深层次综合治理 资本下乡或可破解农村发展困境
资本下乡要有利于农业农村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必须处理好与农民利益的衔接关系,绝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资本下乡的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必须在总体控制范围之内,不能无限制、无节制蔓延。
长期以来,由于比较收益的驱动,优质资源要素由农村加速流向城市,非农资源要素配置到农村十分困难。尽管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和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大,旧有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已有所缓解,但在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的背景下,农业的弱势决定了农业在市场利润机制的作用下,既难以有效地吸纳外部资源要素的持续投入,又难以有效防范资源要素外流。而农村要素资源外流加剧,又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的弱势,这样,单靠传统农业农村内部的资源要素和积累,难以建设和提供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资本下乡可破解农村发展困境
如何促进资源要素流向农业农村,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当务之急。城市工商资本大量涌入农村,为破解传统农村发展困境提供了契机。资本下乡,不仅有利于激发农村发展的活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经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且有利于培养有市场意识和农业科技意识的新农民,并通过多方共赢,形成良性循环,在不脱离农业、不削弱农业的前提下,达到“产量不下降、质量有提升、安全有保证、效益有增加”的效果,从而打破长期形成的“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怪圈,为传统农区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当然,近年来,在资本下乡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工商企业钻政策空子的现象,将本应发展农业的土地,以开发农业的名义用来搞房地产建设,比如建别墅、高尔夫球场等。也因此,有人呼吁,必须叫停资本下乡。且不说资本的特性决定了它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就不会放弃追逐的步伐(因此,资本下乡本身并不是说叫停就能完全叫停的);也不说这种违规行为如今已经被严厉禁止(现在出现的资本下乡,多以参与农业经营为主);单说资本下乡并非意味着农业弱势局面的根本改观,而仅仅是在城乡格局变动下的利益驱动使然。事实上,作为依靠自身积累很难实现良性发展的“三农”,仍然是迫切需要资本下乡的。
如果将资本等资源要素比作血液的话,那么当下农村不但在整体上仍是“贫血”的,而且同时还依然在为城市发展“输血”。当前,由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并不是富余或剩余的,恰恰是农村也十分需要和紧缺的人力资源,所以一些地方农业生产缺人手、新农村建设缺人才、抗灾救灾缺人力“三缺”现象凸显,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三化”趋势明显,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三留守”问题突出,加大了农业农村持续发展的难度。此外,长期形成的“城市中心”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根深蒂固,考核政绩过分看重GDP增长,衡量发展过分看重城市化指标,招商引资过分看重二三产业比例,忽视“三农”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正是这样一种畸形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固化且强化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弱势地位。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为质量安全。近年来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引发人们对食物安全的高度关注。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到瘦肉精,再到对婴幼儿“性早熟”的元凶追问,尽管权威鉴定显示,“性早熟”与某一种食品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类事件带给人们的心理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加上长久以来对化肥、农药残留是否超标等问题的担忧等,使得人们无法不去追问:还有什么食品能够或值得我们放心?这考验着农业发展的质量问题。
资本下乡有利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化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农村“空心化”、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隐忧,并可通过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为农作物施用有机肥等方式,在为企业稳定提供有机农产品等原材料的同时,也有利于从源头控制和保障食品安全。因此,现阶段仍须鼓励资本下乡,以期催生农业和农村的内部活力,增强农业、农村、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

资本下乡不能损害农民基本权益
当然,即便在如今的资本下乡中,也应警惕并防范资本的趋利本性。
一般而言,资本下乡大多遵循“找两头(种子业和加工业),弃中间(种植养殖业)”的路径,经营农业也多从事对农业的休闲观光功能的开发,因为这是便于产业化、容易做品牌、自然风险小、利润空间大的领域。诚然,深化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不但可行,而且应该给予鼓励,但要避免以拓展农业多功能、开发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的名义,在地方政府急于提升GDP政绩的心理“配合”下,以损害农民的正当合法权益为代价,仅利用其中小部分搞象征性农业开发项目,从而行圈占山地、林地、水库等之实。
选择从事“中间”经营的资本下乡行为,多出于建立稳定可靠的原材料基地的目的,其对农业生产最直接的可能负面影响,便是为了直接的加工或经营目的,放弃原本农作物自然生长所需要的利于土壤自我修复的轮种制度,改为过分依赖化肥和农药投入而长期生产某一种农产品。这种掠夺型的耕作方法,在造成成本上升的同时,也使得土壤劣化。更有甚者,将原材料基地逐渐或部分改变为加工车间或房地产宅基地,甚至使本应淘汰的工艺和产能也紧随资本下乡,带来污染转移。
更进一步的风险则是针对农民而言的,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经营后,农民所面临的风险已不仅仅是农业本身的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加上工商资本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一方面,如果市场发生变化,公司经营发生变故,势必给农民留下大量难以处理的遗留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曾造成农民工大规模被动返乡,就已说明只有农村才是他们的归宿,换言之,只有土地才是他们最根本的保障,而一旦这种保障没有有效的替代,便是大问题到来之时。另一方面,即便公司经营正常,能否形成正常合理的利益衔接机制,也是考量工商资本道德风险的砝码。据调查,在农业产业化的违约事件中,龙头企业违约占70%左右,农户违约仅占30%,龙头企业违约率远高于农户。
此外,近来盛行的“蒜你狠” 等热词,也是一些游资进入“三农”领域的直接信号。这种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恶意操作,不但无益于农业农村发展,而且加重了消费者负担,更是对农业农村资源的剥夺。如果此种操作再向农业生产、加工和食品供应等环节进一步渗透,后果更是不可想象。
因此,在鼓励资本下乡的同时,必须对资本下乡行为进行规范。在规范之前必须明确,鼓励资本下乡的目的何在?或言之,究竟需要怎样的资本下乡?首先,资本下乡不是进一步强化农业农村的弱势地位,而是相反,要有利于农业农村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对此,既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竭泽而渔。其次,资本下乡必须处理好与农民利益的衔接关系,绝不能损害农民的基本权益。最后,资本下乡的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必须在总体控制范围之内,不能无限制、无节制蔓延。
作者 | 陈明星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纠偏城乡土地“失衡” “空心化”亟待整治
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客观看待城乡土地配置政策探索的改革价值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发展土地压力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虽然每年有近1500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但农村建设用地却没有相应地减下来,存在“人减房空”的空心化状况。
针对城乡建设用地之间的严重“失衡”,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一些地方相应采取了优地置换,周转,土地治理等办法,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破解城镇和工业园区建设用地突出的难题。
2004年10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土地管理的决定》,明确“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用地减少相挂钩”,正式搭起了城乡之间建设用地统筹的平台。但在实践中,旨在盘活存量土地、强化集约用地的“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在国家严格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和用途管制的背景下,被一些地方当作是扩张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可乘之机:
一些地方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范围,甚至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大肆圈占农村集体土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的指标;另一方面,给予腾退土地的农民的补偿,不但标准偏低,而且未按政策所要求的将挂钩所产生的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将“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简单地等同于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将宅基地“廉价”城市化,不但背离了政策初衷,而且助长了城市建设用地的粗放。
原本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为何走向了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大肆圈占”?如何才能公平有效地统筹正在“失衡”的城乡用地?《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研究员。

亟待整治的“空心化”
“我们在山东一个典型的村——赵庄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用1960年代的航拍和最近做的一个片子,作了一个比对分析,40年,这个村的规模扩展了3倍,占了270亩的耕地。这个村目前有295户人,其中有111户是废弃闲置的,占到了38%”,刘彦随以赵庄为例,无论是人口还是居住地,今天的村庄已经不同往昔,而城乡建设用地的失衡正源自于此。
目前,我国有2.3亿的农民工,去年有1670万的农民工进城。如果按照2020年达到60%的城市化率来看,届时有5.8亿左右的农民生活在农村。这一数字在1995年的时候为8.6亿。“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乡村的人口要减少2.8亿~3亿的规模,随着人口的转移,节余的地会闲置出来,”刘彦随认为,特别是以宅基地和废弃地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将会愈演愈烈。
在他看来,随着城乡转型发展、农村人口非农化及快速城镇化,以村庄土地废弃闲置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正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刘彦随以在山东禹城典型村庄调研结果为据,认为目前农村空心化正处于上升发展期,宅基地建设“外扩内空”、宅基地利用“人走屋空”均呈加剧趋势。
而且,刘彦随表示,“不仅是山东禹城市所在的黄淮海平原,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重点农区,既是耕地集中分布区和粮食基地区,也是人口相对集聚区和农村发展问题凸显区,农村空心化也都呈现加速发展趋势。”
“农村‘空心化’正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障碍因素。”在他看来,农民建房乱占耕地、“建新不拆旧”若不能加以有效调控,将会愈演愈烈。而对空心化村庄整治,作为一项既“节流”又“开源”的系统工程,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前提。
以禹城市伦镇牌子村为例,刘彦随说,经深入调查发现,村庄废弃闲置地人均1亩多,在总的比例中,废弃地接近1/4,闲置地近1/3。基于典型村庄调查的整治增地潜力为54%,也就是多一半的占地是可以挖掘的潜力。这还是按目前的农村人口和农民居住意愿估计的,若考虑未来仍有部分农民要非农化转移和按照二三层楼来建房,其远景潜力还会更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彦随认为,农村土地整治恰逢其时,是适时补充耕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将土地整治与农村发展,特别是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保障发展、保护耕地、统筹城乡土地配置的重大战略。
但刘彦随提醒,不能操之过急,现在有的地方是以建设用地挂钩为目标,或者为追求建设用地指标,大力推进大拆大建,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隐患,“你现在对农村的大拆大建,现在一万的农民你按照一万来进行新村安置的,但是这些农民还要继续城镇化,过五年、十年还要有相当的人口要转移出去,这个背景下面又带来新的‘空心化’的问题”。
而另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是,在国家严格建设用地指标控制和用途管制的背景下,一些地方以农村土地整治为由头,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看作可乘之机,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一是盲目投资建设,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二是追求土地财政,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大肆圈占农村集体土地;三是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片面理解为建设用地结构调整,热衷于整治区位条件较好、增值潜力较大的村庄,而不愿整治废弃多年的“空心村”;四是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简单地理解为整治增地工程,一味追求腾退村庄用地、建设安置高楼,很少考虑生产便民、生活利民因素。
“这些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严重背离了“城乡增减挂钩”的政策初衷和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本意,应予以坚决遏制”,刘彦随认为。

农村土地潜力巨大
在刘彦随看来,我国正处在农村“空心化”快速上升期,土地供需矛盾的凸显期,保障耕地红线的跨越期,统筹城乡发展的转型期和扩内需保增长的机遇期,应该大力推动对空心化村庄的整治,并将之上升为国家保障耕地红线、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中长期战略,适时、持续地推进。
他认为,农村土地整治是当前破解农村发展与矛盾的重要突破口。首先,从当前来看,推进农村土地整治是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提高土地价值的重要途径;其次,从长远来看,开展农村土地整治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更远一点讲,也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破除经济发展当中结构性矛盾一个重要的平台。
“我觉得土地是诸多矛盾和问题之源,我们的农村要发展,城乡要统筹,突破点在于土地,那么核心的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在土地整理。”刘彦随解释说,“‘十一五’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十多项地域性规划,这些区域的发展我觉得本身就要率先推进城乡土地一体化的配置,前提就需要推进农村土地的综合整治。”
而且,在其看来,相比城乡规划,农村土地整治聚焦到了我国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构建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大局。具有面向保护耕地,面向新农村建设,面向城乡挂钩三位一体的目标,对农民增效、农村增收、农村土地增值意义重大。
“2008年以来,我们中科院项目组对村庄整治进行了调研,对120个典型村,45000宗地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通过废弃土地的整治可以实现村庄的挖潜潜力46%到54%,可以净增耕地13%到15%”。刘彦随表示,这只是基本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农村土地整治如果我们能够持续地推进下去的话,可以说在农村会掀起一个新的土地革命。”
刘彦随认为,首先,农村土地整治还田,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产环境,通过农村整治新增耕地,可以调整优化城乡关系,解决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节约的问题;而通过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再配置,可以优化配置,按照产能的折算让老百姓权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又有利于规模经营和工作流转;农村整治还林,有利于建设美好绿色家园。
但是,刘彦随提醒,农村建设用地整治腾退土地尚未建立公开、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值补偿没有充分体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而且,目前试点地区增减挂钩的土地收益分配主要由政府主导,有的未按要求将土地级差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发展。“这些都是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完善的,期望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但是,不能因为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就否定农村土地整治,全盘否定‘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他说。

科学规范土地整治
“全国有656个城市,村庄却有近300万个,仿佛一个西瓜和一大堆芝麻,这个城乡关系怎么统筹?”在刘彦随看来,农村土地整治就是来解决这些芝麻的问题,“关键是要科学规范。”
在刘彦随看来,首先应该有章可依,有据可循。所以,要前瞻性地开展农村人口转移的过程、格局的模拟,把握动态和情景,按照城乡土地因地制宜,制定区域性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规划,比如相关部门应针对山地丘陵区等不同类型的区域来制定它的发展规划和指导性意见,以及推进的时间和步骤。
他建议,同时对于“空心村”的整治问题,要按照节地性率先规划,分布推进,在空间上应该具有考量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挂钩,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应该在规划建设控制红线之外,确保补充的耕地不会很快又成为整治的对象,避免有的补充耕地验收完了之后,三年五年之后又被整治的情况发生。同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加强农村土地整治规划协调及其全过程的监管,健全土地整治管理决策过程监控、技术支持和技术创新的长效机制。
具体来说,刘彦随建议从四方面着手完善农村土地整治:
其一,进行针对农村土地整治的重大理论技术性研究,形成科学理论体系。
其二,建立农村土地整治关键技术规范标准。
其三,对农村土地整治进行超越规划的战略性探索,制定国家战略规划,把农村土地整治不仅仅作为一个部门的一项工作,应该上升到国家、市县、城乡统筹的层面,从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战略的层面上来考量。
其四,农村土地整治是长效性的事业,应出台指导政策意见,最好能够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便统筹协调与土地整治有关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
作者 |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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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1. 匿名 2012-05-01 14:47 回复

    我们村原来有一块茂密的山林被宁波人花了几百万整成了山地,而真正的慌丘却不去整理,荒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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